--再评任经钊先生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

文/穆文尧

  作家任经钊先生的历史长篇小说《蔡文姬》2019年1月面世后，立即在国内文坛掀起了波澜。一些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热情著文赏评，许多文学爱好者纷纷发文盛赞。一些地方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和机关、学校来信来电索书收藏，不少报刊和融媒体对作者进行专访，发表书评。《蔡文姬》还被甘肃省委宣传部列入农家书屋配书，配发全省各地的“农家书屋”，送到了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手中。2022年，《蔡文姬》荣获甘肃省第八届黄河文学奖，天津市第13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2023年入围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作品。

  蔡文姬是一个历史人物，从汉末以来，历代都有记述、褒扬他们父女的诗词歌赋和文字典籍。解放以后，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先生创作了剧本《蔡文姬》，一九六二年，郭沫若先生又在画家范增创作的画作《文姬归汉图》上作诗题词。去年，甘肃省秦剧团又上演了秦腔《蔡文姬》。在典籍如河、名人如山、名著如云的环境下，任经钊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一声长啸、横空出世，不仅填补了《蔡文姬》在长篇历史小说方面的空白，也全面反映了蔡文姬悲惨曲折的一生，精细刻画了蔡文姬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这是他敢于破旧、善于出新、考据求证、自持一格的结果。

            一、对文姬没入匈奴的时间有新的观点。

  蔡文姬何时没入匈奴，历史上似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大多认为她是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没入匈奴，最后去了匈奴右贤王的驻牧地山西平阳。但任经钊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她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被攻入京都洛阳的西凉羌胡董卓兵马所掳，然后一路向西，走回中道，出萧关，到姑藏，三年后的公元195年，羌胡头领胡玉儿为了掩罪避祸，最后把蔡琰卖给了远在千里的匈奴西部帅右谷蠡王，从此生活在鄂尔多斯西部的草原上。这个时间和结果，是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了《后汉书》《三国志》《匈奴史》以及《考古》和地方史志等大量的典籍资料而得出的结论，是有史料依据的，因而是可信的。

  确认文姬没入匈奴的时间和意义在于:在公元192年这一年，东都洛阳为西凉董卓所破，蔡邕一家遭兵匪之祸，母亲投井而亡，在娘家寡居的蔡文姬被董卓部下的羌胡所掳，从此走上了悲惨凄凉的流落之路。同时，也就确定了她流落的方向是向西而不是向北，她流落的地方是西凉武威郡和匈奴右谷蠡王所在的鄂尔多斯西部草原，而不是右贤王所占据的山西平阳一带，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观点，也是蔡文姬最终流落路线、流落地域、流落生活的基点，从而为全书奠定了路径和方向，由此可见作者对待历史问题的严谨态度和巨大勇气。

二、对文姬在匈奴的生活经历有新的刻画。

  以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蔡文姬没入匈奴以后，为婢为奴，含垢忍辱，精神苦闷，十分悲惨凄凉。但任经钊先生查阅典籍，合理推断，认为蔡文姬虽卖身为奴，没入异族，但自从成为匈奴右谷蠡王的塾师，尤其是和右谷蠡王结为夫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自由后，还是过了一段相对安定和畅快的生活。她受请为王庭塾师，为匈奴贵族子弟教书识字，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草原丰富的植物制造纸张，把汉族文化和善良、礼仪、勤劳的美德播撒在了草原上，彰显了人性的伟大光芒。

  后来，随着右谷蠡王和匈奴民众对她的信任和爱戴，她还参与了草原上的一些重要军政事件，设计夺回了右谷蠡王被篡夺的王位，稳定了动荡不安的匈奴部落，说服镇守草原的汉将高干与右谷蠡王联合，击败其他族群，夺回了青盐泽等。尤其在养育了两个孩子后，蔡文姬从心里觉得自己真正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安放心灵的地方，这是她一生中有人怜惜、有人牵挂的时光，也是她感到踏实和温暖的时光。

  作为一个流落异族他乡的女人，她还有什么奢求呢？如果我们用普通人的感情和思维来推断，这无疑是合理的。而且，随着生活的相对安定，蔡文姬的精神世界也经历了一个质的嬗变，她放下了家仇国恨，放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把她的博大仁爱和丰富知识都奉献给了草原，奉献给了匈奴的孩子和民众，这是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伟大的人性光芒。正因为本书把模糊不清的图片式人物塑造成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把一些零散残缺的文字碎片演绎成了一幕幕宏大的历史场面，一个全新的蔡文姬形象站立在了人们的面前，《蔡文姬》才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得到了文学界的好评，这应该是《蔡文姬》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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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篇小说《蔡文姬》作者任经钊先生

          三、对文姬归汉时的心路历程有新的见解。

  文姬归汉历来被人描写成脱离苦难、回归家邦、替父修史的忠义之举，是高尚的民族大义。但任经钊先生的《蔡文姬》却提出了新的见解。这就是为避免汉匈交恶、黎民涂炭，不惜别夫离子、忍痛返乡的无奈之举。文姬归汉的起因，缘于一个偶然事件，并州刺史梁习从被俘的匈奴士兵那里听说了蔡琰在匈奴的消息，然后在面见曹操时无意说出的，但曹操听说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便致书右谷蠡王刘稷，声言是为了蔡家续后，也为了汉朝人才，因而请求让文姬归之汉室。曹操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过十多年的东征西战，挫群雄，平袁绍，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初定了天下，但他还有更远大的政治抱负，急需一个重要政治事件来助推一下，而蔡文姬这时候出现无疑是一个绝佳契机。

  能让文姬归汉，一是可以给故人蔡邕家有一个交代，以洗刷他“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人格污名，展现他不负故旧、善待忠良的宽广胸怀。二是借此展现他求才若渴、忠心治国的政治抱负。三是对外可以展示汉朝军力强大、国力强盛的大国实力。于是先礼后兵、大军压境、武力相逼，让文姬回归中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蔡文姬又是什么心情呢？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后，蔡文姬和右谷蠡王十分惊恐，整日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又无计可施。

  作为母亲和妻子，她怎能舍弃两个亲生骨肉，怎能舍弃和她生活了十多年的丈夫，她已经在中原死别过一次了，还要让她再次生离，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吗？虽然她出生在中原，但那里给予她的只有战乱、恐惧和逃亡，她在那里没有亲人，没有家了。草原虽然是匈奴民族，风俗殊异，但这里有她的亲人，有她温暖的家，她怎么能离开呢？所以说，对于回归中原，蔡文姬是逼迫的、无奈的、痛苦的，是绝不愿意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一九六二年《题范增〈文姬归汉图》诗中所表达的蔡文姬当时的痛苦心情，“盛装送我归，转令难割舍。儿女向我啼，羌笛声喑哑。我心虽曰归，我步实难跨。”生离死别，人间至痛。而蔡文姬和亲人的离别，却是人为造成的，是被硬生生拆开的，充其量是一桩怀有政治私心的单方买卖。

  在这个重大事变面前，蔡文姬和丈夫权衡利弊、反复思考，甚至召开部落会议，听取匈奴将领和民众的意见，最后才做出艰难的决定，为了保全十几万匈奴民众的性命，为了汉匈不再发生战争，为了两地的黎民百姓不再流离失所，蔡文姬决定只身南归，以自己的痛苦换取黎民百姓的安宁，以一家的离散换取汉匈万家的团圆。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性光芒，是多么崇高的家国情怀。这正是《蔡文姬》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新的关键点。
           四、对文姬归汉后的生活境况有新的描述。
  如果说15年前，蔡文姬在家中被掳掠西去，是羌胡兵匪野蛮残酷的人身绑架。而这一次回归中原，也是一次违背蔡琰个人意志的精神强制。蔡文姬15年前被羌胡所掳、沦落异邦，是汉匈战争的牺牲品，这次被强迫南归也是汉室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一个是刀枪驱赶，一个是车驾迎接。
  但蔡文姬的心情是痛楚的，精神是苦闷的，而且这种痛楚和苦闷伴随了她的一生。她回到中原，虽被委以重任，兰台修史。但她心里很清楚，汉末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血泪史、纷乱史，她还能写出什么来。她回到中原，朝廷自然要给她一个名分，但那不过是曹操的安抚之举。她不回来，照样有人修史，并不是非她不可。就连她的最后一次婚姻，也是曹操的刻意安排，表面上看起来，俊男才女，琴瑟和谐，蔡文姬又有了一个归宿。实际上酸甜苦辣，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清楚。董祀虽娶了国中才女，但因为文姬曾与异族生活并生育子女的原因，心中一直怀有芥蒂，表面上相敬如宾、客客气气，实际上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文姬虽然归来，但此时的陈留故里，已没有亲人，没有家园，她还是一蓬飘萍，无所归依，而且草原的一对子女时时刻刻都揪着她的心，她只有用全心修史来打发时日。
  虽然后来一对子女作为质子从草原来到了中原，他们母子曾经短暂相见，但这种欢聚又转瞬即逝，留下的又是孤苦悲戚和无尽的思念。之后，董祀犯罪被贬，家庭又支离破碎，命运就这样不断的折磨她、嘲弄她，她已然心如死灰。尤其在曹操去世后，她便远离邺城，远离政治漩涡，负琴归隐，回到陈留老家，在惠济河畔结庐造舍，每日诵经念佛，打发时日，最后在思念儿女的牵挂中寞寞而终。作者就是这样巡着历史的陈迹，剥开重重迷雾，以常人的情怀和深邃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全新的、丰满的、悲伤的，而又真实可信、可敬可叹的蔡文姬形象。
  综上，《蔡文姬》以严谨的考据手法，以长篇小说的叙事形式，唤醒了一段遥远的历史，重塑了一个鲜活饱满的蔡文姬形象，填补了长篇历史小说方面的空白，彰显了人性的伟大光芒。其不仅有文学和美学方面的意义，更有史学和现实方面的意义，必将是一部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文字和语言方面，如能对男女生活方面的细节描写再委婉简约一些，则更臻完美。

【作者简介】
穆文尧，甘肃省正宁县人，长期在部队和地方政法部门工作。爱好文学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甘肃日报》《文学报》《半月谈》《陇苗》等报刊发表多篇散文、小说、随笔和杂文。2020年出版散文小说集《塬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