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政
在人类漫长而又澎湃激荡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历史时段,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承载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历史印记。从中国“四大发明”到“汉唐盛世”的创立,从欧洲“文艺复兴”到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从“古埃及文明”的繁荣与衰落到“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一帆风顺的,而是呈现出“一波三折”的发展曲线。自古以来,女性常常作为一个个社会历史时段的特殊角色或弱势群体备受文艺界的关注与青睐,女性题材作品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学艺术关注的一个重要焦点,在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和作用。
甘肃正宁籍著名作家任经钊先生创作的60多万字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以严谨细致的历史逻辑、生动凄美的故事情节、细腻温婉的人物塑造、丰盈灵动的文学构思,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情志饱满、爱恨交织、悲凄壮美等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历史画卷,它是一曲对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蔡文姬那命运多劫、才华卓异、家国碎梦、意志坚劲、感人肺腑的生命挽歌。该书先后荣获第8届黄河文学奖,第32届“东丽杯”梁斌优秀小说奖,并入围第11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这便足以说明该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珍贵的史学份量。
因而,客观、公正、理性、细致的研读《蔡文姬》,仔细品味并深切感悟作者任经钊先生创作该小说的史学愿望与人文情愫,是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文学、对历史事件、对历史上重要人物形象、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深度挖掘和深刻剖析的理性回归,也是进一步还原历史应有的本来面目、丰盈活化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使命与精神追求。同时,该小说通过大量而细致的历史考证和严谨缜密的历史逻辑,给蔡文姬的闻名遐迩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找到了生命的原乡。
一、《蔡文姬》厚重的史学意义
作为一部丰饶而凝重且独具特色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的史学意义是该书的鲜亮底色,也是作者创作该书的重要圭臬和史学精神的高度升华。
毫无疑问,蔡文姬的悲情人生,是她生活的哪个特殊年代所造成的。东汉末年,朝纲崩溃,江山倾危,宦官当政,诸侯争雄,“东汉王朝像一位年迈的老妪,其华丽的外衣与艳冶的粉黛,无法掩饰脸面的褶皱与气场的衰弱,宫廷内的斗争及宦官和外戚之间的争斗不断重复上演,‘党锢之祸’使得朝野怨声载道,贤人能人逸人或逃遁或匿迹。”作为一代名仕且曾一度誉满朝野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兼音乐家的王朝重臣蔡中郎蔡邕,也未能逃过朝政间残酷纷争,只有在那些精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和野心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斗争夹缝中惶惶度日,最终自身不保,命丧朝纲。这不仅给他自己的人生世界,也给他的家人和家族包括他视如掌上明珠的蔡文姬(蔡琰)带来了的沉重灾难和人生的悲剧。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为了给小说蔡文姬(蔡琰)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创作找到比较可靠且尽可能确切的历史依据,任经钊先生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十分零散而琐碎的历史资料中,搜寻有关蔡邕及蔡琰的人生足迹。通过仔细比对、认真核查,多方求助,他基本上厘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蔡邕及蔡琰一些认识比较模糊的历史性疑问,为任经钊先生进行小说前期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一是他通过查阅《三国志》《后汉书》《秦汉文学编年史》等史学论著以及《考古》《历史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仔细搜集挖掘有关“地方志”的资料记载,比较确切地理清了以蔡邕、蔡琰为代表的蔡氏家族的族谱关系,以及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家族谱系,确立了小说创作基本历史编年与大的时代背景定位,准确勾画了蔡琰成长的历史渊源与家庭背景。
二是进一步廓清了蔡琰逃亡途中被掳而没入匈奴的确切路线,以及嫁给西部匈奴右谷蠡王而非南匈奴左贤王的基本事实。同时她又为右谷蠡王生有一儿一女,在此期间,她有效帮助右谷蠡王筑城造纸,巧妙解决匈奴人与鲜卑人的盐池矿产之争,设计平定了阏氏之乱。蔡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顽强的毅力赢得了右谷蠡王及匈奴人的信任与尊敬,进一步缓和了这一特殊阶段的汉匈关系。
三是作者通过对书中涉及的几个特定的历史地点与故事事件的历史考证与逻辑推理,为进一步完成小说故事情节的完美构架提供了准确的参照。如苏武庙、陇水、落鹰坪、长城、凉州、蔡家屯、桌子山等,在描写汉匈战争与东汉末年大魏政权的建立等历史发展过程中,将重要历史人物苏武的民族气节与“文姬归汉”的传奇故事紧密联系起来。
四是通过对蔡琰一路向西逃亡路线以及《胡笳十八拍》描写内容的认真比对与分析,进一步明确了《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确为蔡琰本人所做的事实,有力地回应了长期以来一些历史学者对其作者进行猜测的想法与争议。
五是作者通过严谨的历史实地考证与缜密的逻辑推理,给“文姬归汉”这一千古流芳的历史故事提供了较强的可信度,使这一历史故事进一步合理化、故事化、人物化、情节化,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完善与精彩叙述提供了可靠的史学基础。
因此,小说《蔡文姬》的史学意义,就在于从另一个侧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末年那个战争多发的年代,战争给生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也比较客观、理性地刻画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让这些历史人物回归到他们生活的时代,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史诗般的鲜明特征。
二、《蔡文姬》浓郁的文学价值
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重要在于作者对作品中典型人物的思想、情感、语言、文化、伦理、精神世界等方面的深刻挖掘与细致描写,从而进一步揭示小说中人物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成因,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与哲学思考、人文情愫与精神动力。这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是长篇历史小说情节安排的重要叙事依据,更是评估一个文学作品的质量与价值的重要标准。
小说《蔡文姬》以其深刻饱满的思想内涵、严谨缜密的历史逻辑和独具特色的艺术张力,而备受文学与史学界的关注。小说通过对一代才女蔡文姬(蔡琰)凄美人生经历的艰苦寻迹,以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与汉匈战争为宏大叙事背景。从《弱女琴声》到《家国碎梦》,从“家庭宠爱”到“远嫁河东”,从“没入匈奴”到“兰台修史”,从“阏氏引乱”到“再嫁董祀”,作者通过故事情节的精心安排把“文姬归汉”这样一个平面化、意象化的传奇故事,更加的文学化、故事化、立体化了。
1. 小说包括《弱女琴声》和《家国碎梦》上下两部。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用丰润的笔墨,精细的构思,集中塑造了蔡邕、蔡琰、曹操、曹植、曹丕、右谷蠡王、丘林娆、蔡谷、徐瑗、呼延娜云、呼延赞、呼延蔡以及董祀、周近等近百个人物形象。特别是对蔡邕、蔡琰、曹操和右谷蠡王形象精描细写,较大程度刷新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原有印象,也使这些历史人物进一步立起来、活起来了,变得生活化、情感化真实化了。
2. 小说在故事情节、叙事方式与叙事格调上大胆运用一些比较独特而新颖的表现手法。把“6岁少女能辨音、百部汉史熟记于心”的一代才女蔡琰的坎坷人生,描写地如泣如诉、千回百转、婉约悱恻、凄美感人、荡气回肠。正如作者在访谈中所说:“蔡琰他既不是英雄,也非平民,而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才女。只有经过如此坎坷、如此悲惨经历的人,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五言《悲愤诗》和千古绝唱《胡笳十八拍》。她能够坚持顽强而又伤感的活下来,其全部的精神的力量,来自于她对亲情的惦念与牵挂、对民生的深度体恤、对家国情怀的无比眷恋。”
3. 小说对蔡琰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塑造是该小说的一个重要亮点。蔡琰她命运多劫,但不怨天尤人;她被掳入匈,“失贞而不失节”;她经受家国碎梦,内心受辱而不弃“爱民报国”的赤子情怀。她是一个弱女,更是一个才女,她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心世界与顽强精神力量的坚强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力量比历史上有出塞和亲类似经历的文成公主、王昭君等女性,更让人敬佩,让人感叹,让人爱怜。同时,小说也以较多篇幅精心刻画了蔡邕、曹操、右谷蠡王、呼延娜云等多个人物丰盈而激荡的内心世界。
4. “至情至理”“唯美唯善”是贯穿于小说《蔡文姬》创作中一个重要的文学逻辑与鲜明特征。史书上的蔡文姬,仅寥寥数语,现实生活中的蔡文姬却是有情有义、斑斓多彩的。小说中要塑造一个血肉丰满、才华卓异、性格顽强的蔡文姬,绝对是一种挑战,这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好在任经钊先生有着扎实的文、史学功底,在这本书中做了比较成功地尝试。蔡文姬虽身为弱女,但内心强大,在汉末乱世能坚强的活过来,她靠的是什么?完全是那种纯粹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因此,“至情至理”“唯美唯善”是开启并成就该书的重要“写作密码”,这个“写作密码”闪烁着人性之美和理性之光。
5.作者在小说《蔡文姬》的创作中,非常巧妙地穿插运用了文学史上十分经典的诗词与歌赋等。这些文学经典的运用,充分彰显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也映射出作者对先秦时期诗词的欣赏度以及语言文字的掌控力,比如:小说中多次恰如其分地用到《诗经》《楚辞》《越人歌》等一些文学经典,为小说赋予了多维度、复合型、诗意化等浓郁唯美的文学色彩。
三、《蔡文姬》独特的审美追求
德国著名作家席勒指出:“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路线就是先成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人。”“只有足够审美情趣才能促使社会和谐,因为他个体的内心世界奠定了和谐的基础。”(《审美教育书简》)。而真正的领悟和欣赏,需要静心静思,需要从内心深处寻找共鸣和感触。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云:“凡群会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之诚,在于无愧。”(《文心雕龙.祝盟》)“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
我以为,一个伟大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三个属性:一是对人性、对社会具有最深刻、最理性的揭示或批评。二是能够充分体现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等强劲的表现张力;三是必须保持纯文学的本色,充分彰显文学作品独特的审美追求。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任经钊先生从文学审美角度出发,让蔡琰的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每一个言行表现场景,都将成为作者文学
审美情趣表现与艺术追求的着力点,这里简要摘其几点,以概述之。
首先,“焦尾琴”就是蔡文姬(蔡琰)凄美人生的化身。它焦尾奇特,音质清丽卓越,琴韵超凡脱俗。“焦尾琴”陪伴了蔡琰的一生。“焦尾琴”既成为她度过坎坷人生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成为他“失贞而不失节,临危而不惧困,含情而不矫情”的鲜明精神写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美的化身。女性的“阴柔之美”与男性的“阳刚之美”成为人类美学坐标的重要两极。作品以“弱女”为基调,将女性美和音乐美巧妙结合,“焦尾琴”的美与蔡文姬(蔡琰)的美是神奇的一致,不仅美在外表,美在形象,而且是美在内涵,美在气质,美在心灵。
其次,“琴声琴韵”不仅是小说一个重要的文学“暗线”,更是该小说审美追求的又一重要象征。蔡文姬(蔡琰)六岁辨音,琴通灵性。随父徙边,以琴解忧;栖身安阳,以琴消愁;避祸吴越,以琴化悲;重回故里,以琴寄怀;远嫁河东,以琴遣兴;陈留被俘,以琴化险;长安落难,以琴自勉;滞留武威,以琴释恨;没入匈奴,以琴明志;归汉途中,以琴赋情。“琴声琴韵”陪伴了蔡文姬(蔡琰)的一生,琴是“亲”也是“情”,是她的精神寄托,更是她的精神支柱。
三是小说的艺术结构的逻辑之美。 作者在设计小说的构架时,原本为《弱女琴声》《没入匈奴》《大汉遗爱》上、中、下三部。但最后成书出版时将后两部合二为一,变为《弱女琴声》与《家国碎梦》成为上、下两部。笔者觉得这样的艺术结构更能体现“文姬归汉”这样一个传奇故事的内在发展逻辑。另外,小说丰富而细致的故事情节设置,也更偏重于当时汉匈战争中的客观生活场景与故事的发展逻辑。特别是在写“文姬归汉”时,对当时辞别场景的描写,更符合一个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应有的情感发展实际。彼时彼刻的归汉,并非是她人生的理想场景,而是迫于她对战争的畏惧,对民生的体恤,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家国情怀的最大考量。
我们可以想象到:她的内心有多么大的困惑与亲情的不舍,她难舍一双至亲至爱的儿女,她难舍百般怜爱她的丈夫,更难舍多次救她和家人性命的呼延娜云,难舍那些依赖他、敬重她的匈奴子民。这既是故事的发展的高潮,也是她生命中情感最为纠结、内心冲突迸发的焦点,任经钊先生从文学审美角度把情感美、悲情美和思想美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便是这篇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是文学审美的真正价值所在。从艺术审美角度来说,任经钊先生创作《蔡文姬》的悲悯情结就是另一个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是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冤》,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
四、《蔡文姬》深邃的人生启迪
众所周知,战争、瘟疫与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敌人。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些无法回避的巨大危害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与渺小。瘟疫和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的顽敌,为了降低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人类社会为之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但常常却是难以避免的。而战争却是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和心术不端的政治家无端而刻意挑起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客观上来说,蔡文姬(蔡琰)的凄美人生和内心受到的巨大伤害,更甚于曾经为了避免战争而出塞和亲的文成公主与王昭君。我们不妨想想,在那个经济交通欠发达的年代,遥遥路途,茫茫风雪,重重关山,层层陷阱,远亲少友,寝食难安,特别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民族之间生活习俗的巨大差异,不仅侵蚀了的一个年轻女性的柔美风骨,也弥漫了他们的人生梦想、爱情追求与精神寄托。她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他们曾经热爱的山山水水,而一路艰辛、一路坎坷地奔赴那千里迢迢、令人身心无比迷茫的远方。
他们的身心承受了多大的冲击!他们的生命与情感将会呈现多大的改变啊!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他们当时所受的内心煎熬,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们身心受到多大地摧残!我想,这既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劫难,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给他们家人和家族造成的难以愈合的永久创伤。
然而,蔡文姬(蔡琰)与文成公主、王昭君最后经历结果不同的是,文成公主、王昭君始终没有机会回到她朝思暮想的家乡,而蔡文姬历经多重劫难,最终回到了她的故乡,得到她生命中的贵人曹丞相的关怀与照顾,给予了她特殊的地位与尊荣,也让她了却了一桩桩对父母对家人对故乡蔡家屯的夙愿,为父迁坟,为父昭雪,兰台修史,吟咏林泉,也让她完成了一代才女精神世界的寄托与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解决国际争端、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和平发展的根本思路,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热烈响应。但世界霸权主义和敌对势力依然存在,人类社会反对战争、消灭战争、合作共赢的梦想与期待,始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因此,从生命意义与人类社会学角度来考量,与其说小说《蔡文姬》是一部追溯蔡文姬个人情感、人生沉浮与历史回归的精神漫行史,倒不如说它是一部鲜活、生动、具体的生命启示录,是追求人生真善美、倡导和平发展的昭示书。在这里,我把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的人生启迪暂归为以下六点:
一是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不仅具有的珍贵史学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人的命运与她的国家和民族兴衰这个大背景息息相关,战争与社会动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有着多么大的影响与危害。
二是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尽管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矛盾不断涌现,但人类祈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望始终没有改变。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正确应对各种挑战,人类完全可以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和谐世界。
三是作者对于蔡文姬(蔡琰)在看待和处理个人情感、民族气节和国家大义之间的关系上,为我们提供了丰盈而准确“重情又要重义”的思想与参照。蔡文姬(蔡琰)为避免汉匈两族战争,不忍百姓受苦,便以牺牲个人情感为惨痛代价,哭辞幼子,劝别夫君,回乡归汉,替父修志,这一桩桩一件件充分体现一代才女蔡文姬浓郁的家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担当。
四是“文姬归汉”的传奇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对于精神世界和精神力量的探索与实践,永远是人类文明与发展进步的动力与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精神力量做支撑,那么再丰富再豪华的物质生活,也将犹如没有航标的苍茫大海一样,让人迷失方向。
五是小说进一步激发人们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生命就如一件珍贵艺术品一样,不论其长短或大小,都在于生命过程中彰显出他存在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你的这段生命也许是为了一份执着信仰,也许是为了一段真挚爱情,也许是为了一段理想情愫,也许是为了一段特别旅程,这正是生命的美好之所在。
六是让人进一步思考关于“爱”和“美”的主题。有人说:没有光明、没有美和爱,便没有文学;文学是创造光明、创造美和爱的事业。“爱”让我们生命充满激情,“光明”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但仔细思考起来,所有真正的“爱”常常是“润物无声”,是朴素无华的,所有理想和憧憬既给我们带来快乐,也必然会带来欲望。如果我们忽略道德底线、忽略爱的真谛,不能适时拒绝诱惑,遏制欲望,释怀善意,寻求光明,那必然就会沦为“爱”和“美”的奴隶,毁灭美好,毁灭爱,也毁灭自己。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任经钊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不仅是一部逻辑唯美、理性回归的壮丽史诗,更是一部文思隽永、弥足珍贵的历史留存,是文学作品演绎情、志、意、爱的完美统一与高度升华。
作者简介:李政,男,汉族,中共党员,甘肃庆阳人,历任陇东学院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地方史志、民俗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等。近年来,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教研究》《人民日报经济周刊》《华文月刊》《中国审计》《党校教育动态》《陇东报》《北斗》等刊物发表时政评论与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中国高教学会(国家级)、甘肃省教育厅科技厅及陇东学院等多项奖励。
著名作家任经钊先生,男,汉族,生于1957年。甘肃省正宁县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职于正宁县广电局、玉门市委研究室、甘肃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等。长期致力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与地方史志等研究工作,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主要作品有诗集《出塞》,散文《正宁赋》,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上下部;小说《蔡文姬》获甘肃省第八届黄河文学奖、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