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考古贡献
文/江彦星
甘肃省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区位优势明显。甘肃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
甘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还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和黄帝的诞生地。周人崛起于庆阳；秦人肇基于天水、陇南；汉武帝在收复了河西走廊后打通了“丝绸之路”；唐朝，河西走廊又支撑起了古长安城一半的繁华。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地理标识，也是重要的文化标识和精神标识。黄河流域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传承的核心地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华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地。
甘肃疆域狭长，东西跨度大，文化类型在组成系列上丰富多样。 按照时代划分，史前时代有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等。先秦时期有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西戎文化、周秦早期文化等。秦汉以来有三国文化、五凉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等；按照性质来分，则有彩陶文化、青铜文化、边塞文化、丝路文化、敦煌文化、简牍文化、石窟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特有民族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旱作农业文化及以红色文化和以《读者》《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等；按照民族成分来讲，则有氐羌文化、大月氏文化、匈奴文化、鲜卑文化、吐蕃文化、党项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这些文化类型极大地充实了华夏文明的内涵和组成体系。
甘肃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肇基之地,是“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历中文化基地"。早在20万年前，甘肃境内就有人类生息。七八千年前，甘肃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是传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开创辉煌时代的真实展现，是甘肃远古时期文明的代表。周王朝的先祖从陇东高原崛起，以农为本，以德治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秦王朝的先祖从陇东高原崛起，称霸西戎,依法立国，铸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甘肃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特色之鲜明,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地位。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甘肃共有远古时代以来的遗址遗迹17000余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敦煌莫高窟、嘉峪关万里长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2处、省级重点文保单位625处(馆藏一级文物1750多件)，在全国居于前列。同时,甘肃有非物质文化遗产27000余种，其中世界级2项(甘南藏戏、洮岷花儿),国家级61 项，省级 270 项。另外,甘肃有 266 部古籍人选《国家珍稀古籍名录》。这些文化遗产是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见证和标志。
近年来，甘肃省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夏河白石崖洞遗址、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庆阳南佐遗址、临洮马家窑遗址等，都是阐释黄河文化的重要遗址。每一个考古遗址，都为黄河文化和华夏文明贡献着考古力量。
甘肃是中国旧石器的最早发现地,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青铜器发现地。甘肃先秦文明发达,甘肃考古发现影响深远，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先秦断代史专家李学勤所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与甘肃。”下面我们通过在甘肃省境内先后发现、发掘、考古出土的十大考古遗址，抽丝剥茧地体会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核心地位和考古贡献。
▲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白石崖洞遗址
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和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学者领衔的团队在《自然》杂志（Nature）发表研究成果。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为深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体质形态特征、时空分布及其在东亚古人类演化中的重要意义提供了关键证据。最为重要的是，该化石为现代藏族人群广泛携带的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找到了可能的本地来源。
▲ 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
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距离天水市102公里。遗址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文化，时间为距今7800～4800年，前后延绵3000年。大地湾遗址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地方类型成为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之一，并以极其清晰和完整的文化谱系构筑了甘肃史前考古的断代标尺。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成就突出，在国内考古学方面创造六个第一：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刻画符号、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最早的绘画。基于此，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认为，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展示的是从一般聚落向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同时代遗址中的唯一发现，可以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例证，是阶级萌芽的表现，被誉为“城乡革命的前奏曲”。为此，一部来自八千年前的文明史话神秘的面纱被一层层揭开，一个跨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的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 张家川圪垯川遗址
张家川圪垯川遗址，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一处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聚落遗址。张家川圪垯川遗址的发掘，揭示出黄河流域目前所见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三重环壕聚落。遗迹年代距今6200年—4900年，证实陇西黄土高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又一分布中心，在农业起源和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张家川圪垯川遗址从仰韶文化早期延续至仰韶文化晚期，年代距今6100年至5600年。其中仰韶文化早期史家类型时期的大型环壕聚落保存较完好，面积约8万平方米，聚落外围发现三道环壕，中心区为一处广场，围绕广场呈向心状分布三组房屋，共计100余座，每组房屋由1座大房屋（约100平方米）和数量不等的中型房屋（约20-50平方米）、小型房屋（20平方米以下）组成。房屋间发现数座袋状窖穴，最大一座位于中心广场，容积约60立方米，底部保存近0.4至0.6米厚的炭化粟黍遗存。勘探发现环壕外东南部疑似有陶窑区，西北部疑似有墓葬区。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陶器以彩陶为主，包括尖底瓶、平底钵、葫芦瓶等，还发现一件玉权杖首。炭化植物遗存鉴定以粟黍为主，且以黍为多。动物骨骼遗存鉴定主要为家养动物猪、狗和野生动物鹿、狍等。发现的大型储粮窖穴及粟黍遗存，对研究仰韶早期农业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马敏敏团队基于在黄土高原西部圪垯川遗址开展的碳十四测年和植物考古研究，结合考古学和古环境证据，系统梳理了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发展和强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最新研究表明，距今6100年，史前人类开始在黄土高原西部从事粟黍农业生产。距今约5500年，黄土高原西部旱作农业主要种植作物出现从黍到粟的转换。由于粟的产量明显高于黍，此次农业种植结构的转变，促进了随后粟黍农业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向更西部扩张。
▲ 庆阳南佐遗址
庆阳南佐遗址主体年代集中在距今5200年—4600年，是一处三重环壕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600万平方米。其中，由九个夯土台围成的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核心区北部为联排式“宫殿区”。大型夯土墙建筑F1建筑形态与大地湾F901近似，其室内面积达630平方米。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碳化水稻和器型独特、制作精良、成组出现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可能具有祭祀或礼器的性质。南佐聚落如此巨大的体量和规模，“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是黄土高原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联系，说明存在国家对稀缺资源远距离的控制。南佐都邑及“宫城”中轴对称、布局严整，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之先河。考古发现表明，南佐遗址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显示当时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和文明社会阶段，这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极为重要。
《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考古历史学家徐旭生等考证认为，黄帝和炎帝是两个同源部族历代首领的称谓，两个部族都发源于黄土高原，发源地以渭河上游最为关键，后来他们向东迁移的路线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黄帝部族偏北。炎帝部族从渭河上游偏南东移，就有可能抵达崤山以西的晋南豫西等地；黄帝部族从渭河上游偏北东移，就会到达陇东陕北等地。甘肃、陕西理应是黄、炎部族，尤其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区域。传说中黄、炎晚于伏羲女娲，考古上仰韶文化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因此，陇山两侧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中期遗存，很有可能就是黄、炎部族，尤其是黄帝部族的早期文化。
▲ 庆阳市正宁县境内出土了大量的丰富的仰韶文化
黄帝冢所在的桥山（子午岭），位于陕北和陇东之中的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秦直道沿桥山的分水岭从南向北，途径庆阳市的华池、合水、宁县、正宁四县，全程295公里。据地质学家考定，庆阳为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物沉积丰富，如发掘出的环江冀龙、黄河古象等。1986年3月下旬正宁县曹家山出土的距今200万年至250万年的黄河古象牙化石，牙长250厘米，大头一端直径16厘米。这块山、塬、梁、峁、河、川兼备的黄土高原，很适宜于黄帝氏族的生存、壮大和发展。至今，黄帝冢和以桥（后周改守黄帝陵的子孙桥氏为乔氏）为名的南桥、柴桥、桥家塬、乔坡等和龙池、龙嘴、龙头、东龙头、西龙头、南龙头等地名，都说明黄帝部族在这一带活动过或留下的足迹。
民俗研究员、诗人、作家曹焕荣先生告诉笔者：从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看，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境内仰韶文化分布广泛，遗存丰富。主要有：周家村遗址，罗沟圈汉子村遗址、苟仁遗址、吴家坡遗址、侯家山遗址、坡底遗址、东新庄遗址、蔡家峪遗址、东龙头遗址、仵家堡遗址、西渠遗址、岘子南峁遗址、张家圪垯遗址、年庄子遗址、云寂寺遗址、梨树山遗址、岭上遗址、圪垯地遗址、于家庄遗址、宋家峁遗址、东坪遗址等多达八十几处。其中岘子南峁遗址、西渠遗址、年庄子遗址、张家圪垯遗址等就在黄帝冢附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宫家川东坪遗址。该遗址1976年冬出土的尖底瓶、葫芦瓶、钵、盆、夹砂罐、壶等多达三十多件，其中人面纹葫芦瓶和绘黑彩鱼纹图案的彩陶盆，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典型遗存，为国家一级文物。有专家考证，黄帝就是生活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代。
▲ 临洮马家窑遗址
临洮马家窑文化陶器组合从仰韶文化早期发展至仰韶文化晚期，甘肃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主要形成了武山傅家门石岭下、秦安大地湾四期、庆阳南佐、临洮马家窑早期为代表的四个地方文化类型。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马家窑村西侧的台地上，是马家窑文化命名地。最新的发掘，确定了一批庙底沟时期、马家窑早期和马家窑时期的典型遗存，对进一步认识马家窑文化的来源、完善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马家窑遗址共发掘清理房屋60余座，窑穴和制陶窑址100多座，墓葬1600多座， 出土文化遗物约6万件 ，发现罐、瓮、壶、鬲、尖底瓶，钵、豆、盆、碗等大量彩陶，以及大量陶片和大量石器、骨器和动物遗骸。马家窑类型的陶器，多为橙黄色，彩陶非常发达，许多器物的口沿、外壁和大口器的里面都施以彩绘，花纹全部为黑色，主要包括有垂帐纹、水波纹、同心圆纹、重叠三角纹、漩涡纹、蛙纹和变体鸟纹等。夹砂陶多饰以绳纹，某些器物的下部装饰有绳纹、上部施彩。发现了多处大小各异的成排分布房屋遗址，各房屋面积不同，其中较大一处有50多平方米 。
马家窑遗址是研究史前文明的重要阵地之一，为探讨马家窑聚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提供了重要资料。马家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动植物遗骸，为农作物、家畜种类和人类活动遗迹的研究，以及中西早期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马家窑遗址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屋遗址，表明到马家窑文化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已经不再是仰韶文化的地方类型，开启了该地区独具特色的文明化进程。
▲甘肃境内冶金遗址发掘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西走廊地区持续开展了早期矿冶遗址考古，通过对张掖西城驿、金塔缸缸洼等一批冶金遗址的发掘证实，河西走廊是中国早期冶金中心之一，对中原及周边区域冶金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大麦、小麦、权杖头、土坯建筑等的发现，有力地证明，河西走廊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在距今4000年前后，东西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区便已进行着频繁的交流。肃北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聚落遗址通过对敦煌旱峡、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等一批国内目前所见最早的玉矿遗址的发掘可以证实，在距今4000年至2000年间，河西走廊进行着透闪石玉矿的开采，河西走廊的玉料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及其周边区域，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 庆阳宁县石家遇村遗址
宁县石家遇村遗址墓葬椁室全景，充分证明甘肃分布着及其丰富的周文化资源，以陇东南地区最为富集。石家遇村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早胜镇，自2016年开始发掘，已清理两周秦汉时期墓葬、车马坑等200余座，新发现多层次聚落结构，首次建立起陇东地区西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揭示了陇东这一关键区域周秦戎实力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是研究这一时期族群交流、融合发展过程的重要发现，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早期秦文化遗址
甘肃是早期秦文化的发源地，累计发现早期秦文化遗址70余处，呈现出遗址年代早、等级高、文化因素复杂、祭祀遗址众多等特征。通过对礼县鸾亭山、西山坪、大堡子山，清水县李崖、甘谷县毛家坪、六八图等遗址近19年的考古工作，对秦人、秦文化的来源、早期秦文化的基本面貌、两周时期西戎文化的内涵、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关系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车马坑清水李崖遗址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秦人东来说，礼县西山城址可能是秦人的早期都邑——西犬丘，大堡子山遗址可能为秦人早期都邑“西新邑”，礼县鸾亭山遗址为寻找秦襄公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文化的面貌，是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车舆发展和演变以及古代工艺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礼县四角坪遗址是秦帝国时期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是国内目前首次发现的秦帝国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群，是从王国到帝国阶段转型的标志性建筑。
▲ 吐谷浑王族墓葬
慕容智墓志及志盖在武威南山地区确认了一批吐谷浑王族墓葬，年代集中在公元663年-755年之间，已确认大可汗、阳晖谷、白杨山三大陵区。喜王慕容智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包括武士俑、镇墓兽等镇墓神煞俑，骑马俑、风帽俑、文官俑等出行仪仗俑群，狗、羊、鸡、猪等家畜家禽俑，木质列戟屋、叉、排箫等模型器具，木质胡床、六曲屏风、床榻等生活实用器及随葬明器，铁甲胄、金银马具、弓、胡禄等成套武器装备。其中如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甬道正中出土《慕容智墓志》一合，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从文字和实物层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史实，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心中有来处，脚下便生根。发掘、传承、延续华夏历史文脉，是增强民族文化记忆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从出土的一件件、一处处、一批批考古文物、考古遗址、考古成果中，历史学家、考古专家正在积极尝试激活华夏远古文明更多的历史密码，让国人从中汲取文化力量，培植民族文化自信。通过一项项重大的历史考古与发掘，通过上述对甘肃文物十大遗址的解读，进一步明确了甘肃省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考古贡献。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