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西安事变》剧照

文/张俊彪

  西安事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一个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首次将这一事件搬上舞台，还原历史事件的本真原貌，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是甘肃的话剧《西安事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毋宁是一个创举。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初夏，甘肃的历史发生了巨变，宋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曾经为周恩来做了很多年的秘书，不仅传承了周总理的很多性格特征和作风魅力，而且对周总理极有情感。他的夫人陈舜瑶，长期担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也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革命。这一年的夏天，陈部长几次对我讲，宋平同志一直在想，可否组织几个人为周总理创作一部什么作品，铭记周总理的功勋，但又不能由他或省委出面去实施。特别是写什么，用什么文艺形式，选什么事件，也难以决断。她让我也帮着想，有了好的想法，报告她，再向宋平同志汇报，听他的意见。

张俊彪与吴坚（右）与2001年在深圳留影

  不久后的一天，她将我叫到办公室，要我虚掩了门，在她对面坐下来，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才说：“宋平同志考虑，周总理在战争年代，发挥了个人重大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转折性事件，有几次，但都不大好表现，只有西安事变，可以考虑创作一部作品。如果作品好，也可以起到两岸的统战宣传工作，小说、电影、戏剧都可以尝试，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力量，也就是创作的人才？”我那时20多岁，初生牛犊，说话又不会用头脑过滤，随口就说：“小说，陕西有力量；电影，西安有制片厂；只有戏剧，咱甘肃力量强大。不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大人物几乎全出场，特别周总理从始至终，全场贯通，秦腔，陇剧，让领袖在舞台上扯开嗓子唱，感觉不好，不严肃。话剧倒可以，甘肃话剧团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她听了，半晌无语。静默良久，她随手翻着桌面上的当天报刊和一沓文件，声音低沉地说：“这事，很大。你先知道，不对外说。再想几天，再说吧。”

  过了几天，她找我，仍然表情严肃地说：“西安事变，搞话剧，先试一下。这事，你一个人去办。不要说是宋平同志的意见，也不要说我知道。”我想了一天一夜，觉得这么大的事儿，我绝对无法运作。甘肃文化系统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几个剧团，特别是话剧团的主创队伍，全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坚的陕甘宁陇东剧团的原班人马，他不知道，一兵一卒都动不了。

  甘肃省有两个领导干部的宿舍。省委东面的宁卧庄宿舍，与张仲良担任第一书记时，为接待毛泽东主席而兴建的宁卧庄招待所是一墙之隔，先后住过第一书记汪峰、张仲良等人。省委西面的青年农场是后来新建的，住着省委第一书记宋平，还有王世泰这样红军时期当过团长的人物。吴坚就住在宁卧庄宿舍。我骑自行车到了吴坚的家里，向他报告这件事情，当然说是宋平的意思。他听完，只说了一句话：“那你就一个人去办好了。”我有点儿着急，说：“我去说话，谁能听？请你给文化厅霍厅长说句话，我再去办。”他挺严肃地说：“霍仰山，他没搞过文化工作，这你知道。你要找人搞话剧，跟他说有啥用？！”我灰头土脸，心里空落落地回到省委单身宿舍自己的房间，关了门，发愣。

程世荣

  星期天上午，我骑自行车来到西关什字兰州剧院隔壁话剧团家属院，找到程士荣团长的家里。甘肃将近20个文化大革命受批斗的文化名人，都是吴坚派我一一上门找到，了解情况，一次性平反昭雪出来工作的，所以人熟，家里也来过。

  程士荣住在楼上，客厅窗户朝向东南面，采光很好，能看到阳台外面晴朗的天空和斑斓的艳阳。他很高兴，也很热情，虽然大我二十好几岁，是吴坚的同龄人，但为人诚挚亲和，边笑着招呼，边亲自沏茶、拿瓜子，端来一碟水果。我先问团里的工作情况，他笑着说：“百废待兴，还是 一团乱麻。演员嘛，还都在张罗忙活自家的事情，十几年没演出，心还散着，没收回来。至于创作，这你知道，一时也难。我倒是找他们几个编剧一起议过，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这阵儿虽说被放出笼子了，但心有余悸，再说身体状况都很差，都还没有个什么写作的打算。汪钺提出来，想把他文革前创作演出的《岳飞》排一下，重演。大家也有这个意思。岳飞是忠臣，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历史人物，有定论，不会引起什么政治问题，安全，保险。”我趁机建议由他带头，组织几个有革命历史知识的编剧，创作《西安事变》。他听着，慢慢脸上的表情凝重起来，嘴唇动了几次，又几次欲言又止，最终只问：“吴部长知道不？”我实言相告。他又问：“吴部长怎么说？”我也如实告诉他。他眼睛睁得很大，说：“小张，这么大的事情，吴部长不说话，我们哪敢动？”我说：“吴部长也没说不让搞。”他想了许久，语气缓和下来，有了笑容，说：“吴部长只要默许，就行。”他还是说出了内心的担忧：“咱们国家的政治审查，你又不是不知道，西安事变，国共两党，主要人物，一个也没拉下。国民党方面，写好写坏，演好演坏，倒是其次。可是，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从写作，到演出，说不定要中央审定，你以为呢？我把全团力量拉上去，弄了一年半载，最后不能上演，咋整？”我诚恳地说：“如果话剧万一演不了，还可以改电影，改小说，肯定能出作品，你怕什么？”他也挺认真地说：“我是话剧团的团长，搞不出来话剧，最后按你说的，去搞电影，写小说，那人家不骂我是不务正业吗？再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都在弄戏剧，那小说，也弄不成。”我起身要走，开玩笑说：“小说，大不了我帮你们改写，不署名。”

  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估计，程士荣私底下肯定去见过吴坚，讨了定心丸。大约十多天后，程士荣领衔，组织话剧团编剧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五人创作小组，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晋京，一路南下入陕，开始采访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或知情人，搜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为创作展开了全面准备阶段。

姚运焕

  秋末冬初，黄河沿岸的树叶飘零一地，花也谢尽了。星期日清早，陈部长派司机小郭来找我，让我给她家里去电话。我在办公室通过省委总机要通她家电话，她声音很轻，仿佛怕打扰了亲人的休息：“宋平同志昨晚从定西地区检查农村秋收和冬粮储备，回来已是后半夜了。他说今天有个空闲，听说《西安事变》剧本完成了，今天上午九点去剧团，一起听一下剧本。我一早找你，就这事，你去安排。”我问她还要通知什么人参加？她说：“你通知一下吴坚同志，他要是有时间，就一起去 听。”我问霍厅长是否通知？她说不用了。

  我骑自行车，找到程士荣家里，他一听，有点儿慌乱，因为离上午九点已不到一个小时了。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我说就在话剧团的小会议室，五个编剧，其他人都不参加。因为宋平不带秘书，加上吴坚和陈舜瑶，还有我，总共九个人，准备几杯清茶就行了。程士荣一边在楼上喊人去通知其他四位编剧，一边和我去一楼看小会议室，说条件过于简陋，没有办法。临时抬来一张桌子，搬了几把软布包的木椅，沙发能坐几个人，有一条茶几，准备给三位领导坐。他边喊着工作人员收拾场地，边紧张地说：“剧本不比演出，要念一遍，差不多需要接近四个钟头。九点开始，念完剧本，差不多就是中午一点前后了。要不要准备午饭？”我说估计领导不会在这里吃饭，更不会去饭店吃饭，他们家里都有人做饭。程士荣挺认真地说：“即便不吃，我们也得准备。”我说：“那就让你们剧团食堂准备一桌饭，如果领导不吃，你们自己吃，不会浪费。”

  刚准备停当，宋平的车先到了。陈舜瑶平时上下班或开会都坐宋平的专车，她有专车，只在单独行动时才用。她说：“我搭宋平同志的顺车，就少开一台车，省汽油。”程士荣笑着一个劲地解释，剧团刚恢复，条件实在太简陋了。说话时，吴坚的小车也到了。进了小会议室，水泥地刚刷洗过，还湿着。桌椅也擦过，有些地方还有水印。程士荣坚持让三位领导坐沙发，宋平说：“你们坐沙发，念稿子，我们当观众，坐椅子。”吴坚摆了摆手，程士荣不再坚持，很不好意思地招呼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围着茶几坐下来。郑重出差不在兰州。

  姚运焕、胡耀华和黄景渊三个人分别念剧本，语速很快，一直念到中午12 点半，才把剧本念完。中午没休息，宋平和大家坐了三个半小时，初冬的太阳已经有点儿偏斜了。宋平站起来，没对剧本说一句话，只和几个创作人员聊了几句，准备离去。走到院里，程士荣拉着我，说要留下一起吃午饭，饭桌上他们还可以继续汇报相关情况。我紧走几步，报告宋平。他停住脚步，看了一眼程士荣，又抬头看了一眼阴霾如雾的天空，平静地说：“饭准备了，你们辛苦半天，就一起吃个饭。”又对我说：“你想留下，就留下和他们几个一起吧！”然后，他边朝大院外走，边说：“我们回去，家里有饭，简单吃点，下午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处理。”

  我只好推了自行车，出了大门。吴坚的小车先走了。宋平的小车走出去几十米，又靠路边停下了。我骑自行车追过去，以为有什么事交代。司机下车迎过来，说：“陈部长让你把自行车放回剧团，坐车一起走，先送你到省委食堂，再送他们回家。”我走到车旁，坚持骑自行车回去，不然下午又得回来取自行车。陈部长说：“你回去太晚，食堂下班了。”宋平的司机说：“我媳妇今天上班，我也去食堂吃饭，顺便告诉一下，让食堂留人等小张回去吃饭。” 宋平说：“你想少跑一趟路，那就骑车子回去吧！”

  我回到省委食堂，快中午一点半了，大门虚掩着，炊事班胡班长坐在小窗口打盹，脑袋快垂到胸口了。他见了我，赶忙起身从有热气的蒸笼里取出预留的一份饭菜，满面笑容递出饭菜小窗口，亲热地说：“今天又跟宋书记出去办事了，好！星期天吃饭的人少，刚要收拾下班时，宋书记的司机来了，要我们给你留饭，并且留人值班。你看，宋书记对你都这么好，是吧！”

话剧《西安事变》剧照

  过了几天，我去程士荣家里，传达宋平的意见：一是反复核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凡戏剧中表现的人物和情节，要能经得住历史、人民和时间的考验；二是敌我双方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特别语言，力求做到准确；三是对蒋介石，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表现和刻画，更加要从政治高度、两岸统战高度，缜密考虑，严把分寸。我又谈了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事件要真实，人物要准确，尤其领袖人物的语言，尽一切可能用本人原话。还有，对台湾方面的主要人物，不要丑化，不要脸谱化，他们这些人，大多都活着，也许有一天还真能看到这部话剧，让他本人 看了也无话可说，因为是本真，是原貌。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也要有分寸，尤其张学良先生，还在台湾，他今后要在那里生活，不能让他有麻烦。总之，宋书记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这一次，程士荣听得满脸是笑，不住点头，连声称是，不断用陕西话说：“对着哩！全都对着哩么！” 时间飞快，到了1978年春节过后，话剧已经排练数月了，就是无法上演，因为始终没有领导去审看。有一天，宋平说，晚上有时间，想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不能上到舞台去演？……我先报告吴坚，再电话通知霍厅长，让文化厅通知话剧团，准备当晚汇报演出。霍厅长问，都什么人去看？我去请示吴部长，他说最好请宋书记定。我又去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宋平准备请肖华一起去看，宣传部吴坚，文化厅霍仰山，其他人都不去了。范围很小，就几个领导人。我考虑兰州剧院很大，空荡荡就几个人，坐在那里，不太好。便自作主张，找程士荣商量，让话剧团的全体人员，主要是没有演出任务的，全部去看戏，也可以带自己的家属，这样对各方面都好说。

  晚上，我先到兰州剧院，和程士荣在现场检查细节是否安排到位。霍仰山提前十多分钟也来了。大家一起在门外等，宋平的车先进来，吴坚的车随后而进。接到宋平、吴坚、陈舜瑶，大家一起进场。在过道上，吴坚见剧场两侧靠后各坐了几十位观众，问是什么人，谁通知他们来的？我赶紧有意大声报告：“观众都是话剧团的人，也有职工家属，大家都想来看一下舞台上的效果。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就连宣传部和文化厅的干部也没通知。”剧场当中一个方阵的座位全空着，宋平走到第十排停下来，对我说：“告诉剧团，迟点开始。肖华同志下午军区有重要会议，刚开完，在车上边吃边往这里赶，估计要一刻钟左右吧。”说着坐在第十排居中，给肖华留了两个位置，两旁各空了两个座位，一面坐了吴坚和程士荣，另一面坐了陈舜瑶和霍仰山。我坐在后一排的当中，便于临时听命。宋平回头看了一下观众，不论男女老少，着装都挺时尚，一看就是文化界的人们。他对我低声说：“让大家靠中间坐，不要坐在两边，斜后方向不好观看。”我起身招呼观众往前坐。程士荣赶快跑过来，以嘉宾观看区的过道为线，让大家坐在正后方，示意让大家放轻脚步，不要响动太大。我看到入口处有两个便衣公安，观众外围也分别花开坐了几个便衣公安。剧场刚安静下来。

1987年夏，张俊彪在兰州黄河之滨

  肖华来了。他的警卫站在剧场大门内里，秘书将他送到座位上，带了军大衣就要走。我留他一起看，他说首长有吩咐，要他们去政治部办点事。他问我需要多长时间，我说中场休息一下，估计将近三小时。他看了手表，说晚上十点半之前来剧场外面等着接首长。我还没坐定，演出开始了。肖华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兼任甘肃省委书记，在司令部所在地八里窑办公。八里窑司令部是备战年代由工程兵建造的，我那时在工建第139团政治部报道组，参与了施工的全过程。为了缩短司令部与东教场政治部和后勤部的路程，在南山修了一条穿山隧道，施工遇到大塌方，死了很多战士。宋平兼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通过北京的熟人关系，从日本进口了两台蓝白两色的巡洋舰越野车，自己一台，送肖华一台，下乡走石子路或泥土路，不仅少颠簸，而且密封好，灰尘少，噪音小，从此不再使用北京吉普车。过了一些日子，有日本游客见了，就说那辆车，在日本是警用车，到了中国，宋平和肖华也坐。宋平听到了，却说：“车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又是为人民办事的，管他呢！”肖华来省委开会，参加省委的活动，大都穿便装，这一晚也是便装。宋平和肖华，边看戏边小声交谈。我虽然就坐在他俩的后排，但戏剧演员声音响亮，听不清他俩的话语。

  审看《西安事变》，宋平和肖华没有谈任何意见，吴坚也就不说话。程士荣不断来找我，问领导的审看意见能不能上演？我去问吴坚。他说，这事，你得去问宋平书记。我就去找陈部长，也不管她是否在听，只管自己说：“话剧排出来，不上演，剧团挺着急，不如内部试演几场，先让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看。听一下反响，也弄点响动出来，未必不好。”她放下手里的文件，平静地说：“这个戏，是重大事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又是第一次让化了妆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去演……更何况，现在国内国际的情况，都很复杂。过几天，宋平同志去北京开会，想找中央办公厅的熟人，从中周旋，还是请北京有关领导，来兰州审看一次，回去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

冯牧

  阳春三月，黄河破冰，垂柳吐翠，迎春花开得沿河上下一望无际的金黄灿烂。刚上班时，陈部长在楼梯上碰见我提着四个保温瓶在打开水。她说：“你把开水放在办公室，来一下，有话对你说。”她进办公室，刚坐下，我就跑来了。她示意我在办公桌对面木椅上坐下来，把编织了尼龙绳外套的玻璃罐头瓶茶水杯，从小提包里取出来，放在桌子上，才说：“文化部新到任的一个副部长，带了两个司长，一个文艺研究院的冯牧，说是专程去看敦煌，实际上是来看《西安事变》的。这一次，关键人物是冯牧。”她翻了一下当天的《人民日报》和《甘肃日报》头版，又放回桌边，接着说：“他们今天下午到兰州，明天让霍仰山陪他们去敦煌。今天晚上安排看演出。宋平同志有意在今晚安排了一个会议，传达中央一个文件精神，这样省委领导和部门领导就都不去了。宋平同志说，让你一个人去，陪同他们看演出，观察他们的态度，特别注意听他们说些什么。你一个人去，他们会放开来说话，表情也会自然流露，就能掌握他们的真实意见了。他们回去，会向中央领导汇报。”我还是说，让话剧团的人们都去看，也像上次一样，剧场气氛会好一些，演员也会 有精气神，发挥得更好。她看着我，说：“你去办吧！”

  晚上，我在兰州饭店接了冯牧一行四人，来到兰州剧院。路上，我报告副部长，今晚省委有重要会议，宋平主持，让我来陪，有什么要求，就吩咐我，宋书记交代了，一定做好工作，满足要求。副部长是个很亲和的人，他说 :“我刚到文化部才几天，正好工作还没接手，先来一趟敦煌，了个心愿。一旦日后工作上手，想来都没有时间了。”他又向我介绍了两位司长，特别详细介绍了冯牧，说他是文艺界的老同志，是文化方面的专家，很有水平，这次是专门请他一起来。

  观看戏剧演出的过程中，冯牧多次与副部长小声交谈几句，说话听不见，但表情显得很兴奋。演出结束，演员谢幕时，冯牧站在副部长侧对面，说：“好，好，这是一部好戏。”我送他们回兰州饭店，路上报告说：“宋书记很重视，明天专门交代霍厅长陪你们去河西，让尽量安排多看一些地方，像阳关、嘉峪关、敦煌，说你们工作很忙，来一趟不容易。还说，等你们从河西回来后，他抽时间去饭店看你们。”冯牧一行情绪很好，连声说，要我代他们向宋平表示谢意。

  这一次的等待并不漫长。话剧《西安事变》被邀请进京，停留四个月，观众反应热烈，真是一票难求。当年，获得文化部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两年后，由郑重等主笔，将话剧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2021年12月5日于深圳

原载《华文月刊》2023 年第4期

【张俊彪简介】

张俊彪，陕西省旬邑县人，1952年生于甘肃省正宁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创会理事，中华全国青联委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甘肃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创会主席等职。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曼陀罗》《省委第一书记》《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山鬼》《没有陨落的太阳》等29部，主编《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五卷)和《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简史》(上、下卷)等文学史典，中华书局出版20卷《张俊彪文集》，作品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总政治部“全军优秀图书”一等奖、首届世界华文杰出贡献奖等国家和省部级文学奖2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