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笛(庆阳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庆阳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我为什么要提出“站在大陕西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上古及先周先秦史”这个问题呢?原周是我们过去在研究这些历史问题上之所以出现许多分歧，其根子就在这里。因为许多历史文献上记载着在陕西境内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如桥山、黄陵、上郡阳周县、先周豳国城、北地秦直道等，都说在陕西某地。但是，历史文献并没有说清是清初以前的大陕西，还是今天的小陕西。如果我们不分清这个问题，不站在大陕西的角度去看待和研究问题，就无法说清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委，也无法对陕甘两省的历史遗址遗迹做出正确的结论和准确的定位。
陕西古称秦地。这是因为秦人的祖先曾在渭河上游天水一带为周朝皇家养马，被周王朝封在此地建立城邑，发展壮大。春秋时，天下有140多个诸侯国，而秦是雄居渭水上游较强的国家，战国时秦已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它的国土已扩展到今陕西的关中、陕北，甘肃的庆阳、平凉、陇西一带。秦统一全国后，取消诸侯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全国设立43郡。汉承秦制，只将郡县稍微划小了一些。如从北地郡分析出安定郡。
三国时魏在陕甘设雍、凉二州，西晋从雍州分置出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晋十六国时，陕西先后被前秦(西安)、后秦(西安)、西秦(甘肃榆中)、夏(陕西横山)等国占领。隋代，在陕西设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全部区域。唐改雍州为关内道，并将兰州以西及临州、河州、秦州等州县析出，设立陇右道。北宋时，在陕西境内设立永兴军路和秦风军路，永兴军路包括今陕北、关中东部、甘肃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秦风军路包括今关中西部和甘肃天水、陇西、兰州、河西以及青海等地。金代，今陕西各县分别归属京北(乾州、商州、耀州、华州等)、风翔(秦州、陇州、镇戎等)、富延(延安、保安、绥德等)、庆原(宁州、邠州、泾州、原州、环州等)四路。元代，全国设立11个行省，其中有陕西和甘肃省。
这是陕甘两省的第一次分家，但是那时甘肃省远在河西，它的地域只包括今甘肃省的河西和宁夏地区，省会在甘州(张掖)，而兰州以东地区，青海及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仍归陕西行省管辖。明代，陕甘两省又合为一省。此时的陕西省管辖着今陕、甘、宁、青四省的全部地域，是当时全国13省中面积最大的省，这就是大陕西。清代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再次从陕西省分出甘肃省。
当时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的全部和青海、宁夏二省(区)。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从甘肃省析出青海和宁夏二省。所以，自清初陕甘分省后，陕西省面积大大缩小，只辖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地，这就是今天的小陕西。我之所以啰哩啰嗦说这么多的历史变迁，只是为了证明大陕西和小陕西的不同，古秦地与今秦地的不同。特别是被称为秦国发迹之地的古秦州、秦安也脱离了陕西，成为甘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站在大陕西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历史上的许多遗址遗迹和有关问题，而只一味的在今陕西境内寻踪觅迹，或极说强辩，或胡拉硬扯，那就不能正确的反映历史真实和客观实际。
然而，现在问题就恰恰出在这上面。有的学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曲解历史文献，错释文物古迹。在他的文章中把山水移位，把古墓搬迁，把时间推移，混淆是非，使历史真实面目变得扑朔迷离，令人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主要来自于史书对史实记载的失误。
首先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的失误。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著作的《史记》是我国汉以前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史书，为我们研究上古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他个人和他的著作我们都非常崇敬和赞赏。但是，经过数千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全面树立科学史观的时代，我们返过来再审核历史文献时，就不难发现一些历史文献记载的失误和它的局限性。比如，司马迁把五帝相传说成是一个老祖母下传的子孙，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翦伯赞先生就不赞成他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也不赞成。特别需指出的是《史记》对周人先祖的记述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
他在周本记中说：“后稷卒，子不密立，不密末年，夏侯氏政衰，去稷不务，不密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他在匈奴列传中说：“夏道衰，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他在刘敬传中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这三句话使人难以理解。不禁要问：豳在何地?戎狄在何地?夏末究竟是谁奔了戎狄? 既然不密已从邰奔戎狄，他的孙子公刘怎会又从邰奔戎狄呢?既然不密是后稷弃的儿子，那后稷至公刘只有四世，怎能说是“十有余世”呢?既然公刘是“避桀居豳”，那尧与夏桀相差500余年，四世如何相继?显然，司马迁在这里把不密和公刘相混淆，把戎狄和豳相混淆，把后稷和弃相混淆，没有说清这时的后稷是弃还是弃之后世为后稷者。这就为后代在先周历史解释上发生混淆，产生了多种说法。
其次是《史记》在注释上有许多失误。比如在不密奔戎狄的时 间上，《史记集解》引韦昭注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意指太康年间不密奔戎狄，但太康距夏末共350多年，不密已是末年，下传儿子鞠陶和孙子公刘两代人怎么能经350多年呢?
第三、是《水经注》给我们制造了混乱。{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写的，此后各代都有增加和删改，特别是清代增加的最多，错误也最多。比如《水经注》卷三日；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山上有黄帝冢”。此后《辞海》又说奢延水是“无定河”，在榆林县。赵永复的《水经注通检今译》又说此河是“绥德南怀宁河”。这样一注，桥山、黄帝陵、阳周县、奢延水、走马水、蒙恬赐死地等都被注释者迁移到了陕北榆林一带。我怀疑这不是北魏郦道元所注，而是清代一些文人随心所欲，胡思乱改的结果。
第四、《大清一统志》将这些混乱记载合法化。《大清一统志》 写道：“据《水经注》，古阳周在走马水北，应在今延安府安定县北界，真宁之阳周乃后魏侨置，非故县也，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接着新出版的《辞源》也按《大清一统志》作了解释，并说“阳周县元至清为安定县，故城在今子长县北”。这些记述同明代以前的所有志书记述相比，都是不同的，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由于《大清一统志》的错误记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大专院校一些史地专家就按《一统志》的记述绘制了中国历史地图册，统一了大中专文史课的口径。但是，这些专家还是不相信桥山和黄帝陵都在榆林或绥德，而是按大多人的传说将其放在古中部县(今黄陵县)。而桥山山脉在什么地方，则没有注明。他们更不知道庆阳地区也有奢延水和走马水。
首先是编写教材时的失误，这主要反映在大中专、高初中历史 教材、教课书和古典文学教课书上．由于受现代省区区划的限制，许多人认为古秦地就是今陕西，古邠州就是今邡县。岂不知古秦州、秦安在今甘肃，更不知古豳州(邠州)在今庆阳市宁县。所以在编写教 材时，就将公刘迁豳写成从陕西的武功(古邰地)迁往陕西的旬邑、 邠县。这在各个历史教材和《诗经》的注释上比比皆是，甚至众口一 词。
其次是编写辞典等工具书的失误，1981年上海书局再版重印的 《辞海》在解释魏长城的走向时，这样记：“自今陕西省华县起，沿 洛水向北，经富、绥德诸县，沿黄河之西，北经米脂县而入绥远省之河套，渡黄河而止于固原。”如果按这条线修魏长城，使人不知魏国究竟在哪里，它既包括了陕北大部、内蒙古河套，又过黄河到宁夏，再过黄河到固原。这样平凉、庆阳被圈入到魏长城之内，并且山西北部的赵国也被圈在魏长城之内。看了这样的辞书真令人哭笑不得，不知魏国的边界究竟在那里。
三是当代学者撰写论文的失误。一种是无意失误，另一种是有意失误。无意失误是因未做实地调查，对历史文献有曲解；有意失误者是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利益，牵强附会，极说强辩，有意造成是非混淆。比如，《史记·秦本记》明明记载着秦始皇三十五年，蒙恬和扶苏是在子午岭岭脊上斩山湮谷修直道，直到三十七年，直道未修成蒙恬就被赐死了。但有些论文却硬是不承认《史记》的记载，而说蒙恬是在榆林修长城，死后葬于陕西绥德县，并有墓为证。
由于多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复杂的，对当代和
后代的影响是十分糟糕的，在世界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但是桥山在那里， 众说纷纭。由于对桥山定位不准，目前至少出现了三个桥山。再由三个桥山衍生出属三个黄帝陵(冢)，三个阳周县，两个蒙恬墓，两个 奢延水和走马水等等。那个是是，那个是非，让我们先摆出史实，让大家辩别是非。
一是子午岭之说。《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元和郡县志》云：“于午山，一日桥山”。明史《地理志》云：“桥山，即子午岭”，“上郡阳周县南有黄帝冢”。《读书方舆纪要》五十七卷载：“桥山，也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宁州东百里，即子午岭之别阜，岭北即真宁，……汉上郡阳周地，隋改为罗川县，属宁州，唐天宝初，获玉真人象于此，因改为真宁。《庆阳府志》、《正宁县志》均记： “黄帝陵在罗川县城东子午山旁”。清乾隆《正宁县志》：“黄帝葬衣冠处在县东湫头镇东西头村之桥山，上有荒冢，旁立一碑，镌字曰；黄帝葬衣冠处”。
1915年出版的《辞源》曰：“桥山，山名，在陕西黄陵县西北，有沮水穿山而过，山呈桥形，因此为名，也称子午山。相传上有黄帝墓。”1936年出版的《辞海》在记录了《辞源》解释的同时，又说：“上有黄帝冢，名曰桥陵。其脉绵亘于陕甘二省之界，为泾洛二水之分水岭。”从以上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桥山在什么地方。桥山即子午岭，绵亘于陕甘两省边界数百里。南起淳化，经旬邑、正宁、宜君、宁县、黄陵五县边界岭脊，至合水五亭子转向西北，在合水、华池县内北上至陕西吴旗，最后消失在定边县的沙丘里。它的最高峰雕令关海拔1765米，岭西即今正宁县(汉阳周县)，有黄帝冢。岭脊有蒙恬率30万大军修筑的秦直道。汉武帝沿秦直道北巡朔方，还祭黄帝于此。
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后经明清学者篡改)卷三河水曰： “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 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峙，山上有黄帝古冢也”。对此奢延水，《辞海》曰：“因加沙急流，深浅不定，故又名无定河，在今陕西榆林县”，此走马水“在今陕西省绥德县怀宁河。”《大清一统志》曰：“据《水经注》，古阳周走马水，应在今延安府安定县北界，真宁之阳周乃后魏侨置，非故县也!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嘉庆一统志》又云：“阳周故城在安定县北九十里”。《辞源》在解释阳周县时也说了同样的话。
通过以上记述，除秦直道外，其他桥山、黄帝陵、阳周县、蒙恬墓、奢延水、走马水都跑到了陕北的榆林、绥德一带。连位于庆阳府的先秦长城也变成了榆林一带的明长城。 子午岭(也曰桥山)本是南北走向，而这里的横山、白于山均为东西横向，那横山怎能成为桥山呢?史书上说桥山有黄帝冢，请问黄帝冢究竟在今陕北揄林地区的哪一县?有无遗址?《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秦派蒙恬二次修长城，三十五年秦派蒙恬斩山湮谷修直道。那么榆林的秦直道今在何处?如果按有些人所说“蒙恬修长城时在子长县亡，”那蒙恬就早死了四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亡。那又是谁率大军修的直道呢?看来，桥山和黄帝陵在陕北之说难以令人信服。
此说来自于明代。明代以前黄陵县无黄帝陵之说。只是在宋《太 平寰宇记》卷三十五坊州中部县条目下说：“唐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置庙，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但未提桥山和黄陵在此。金史《地理志》载“中部有桥山”祭“轩辕于坊州”。这里第一次出现桥山和祭轩辕，但未说是祭庙还是祭陵。明洪武四年，朱元璋遣使考君陵墓于此，并遣中书管勾甘前往中部“奠 祀修陵”。这说明中部黄陵是在明代才被官方修成而确认的。接着《大 明一统志》卷三十六记：“桥陵在中部县治北，世传轩辕黄帝生坊州，后葬衣冠于此。本朝载在祀典”。《明史·地理志》也立即改调曰：“中 部州南，北有桥山、亦曰子午岭，沮水出焉，西北有谷河及子午水， 俱入于沮水，又东北有洛水”。他们承认桥山也曰子午岭，但却把子 午岭搬到了中部县城北。
《大清一统志》也随声跟进，卷195载：“上 古黄帝陵，在中部县西北桥山上”，但因此记载同《水经注》不符， 又乱了方寸。一会儿说桥山、黄陵在中部，一会儿又说在阳周桥山、 认为黄帝陵按《水经注》应在陕北子长县走马水之北。并且又将“唐 宋诸志皆以真宁为古阳周，桥山、黄帝陵俱在县境”的话记在里面。
桥山和黄帝陵具体在什么地点，我们从现存的石碑中没有找到说法， 但石碑却证实了庙在黄陵县的存在，一是宋仁宗六年(1061年)立 石，记“唐大历中置庙之州北桥山下”，二是元代碑文：“安路中部县立塔道人XXX为状告本县东保生宫着火，焚毁轩辕黄帝庙殿宇一 处”，读了此碑文，我们知道唐建庙宇在州北桥山下，宋庙则是县东 一座寺院保生宫，内有黄帝庙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刘仕所撰写的碑文更证实这—点：“黄帝庙旧址，在城北的桥山之西麓，然地势甚隘，弗便于尊崇，乃移于桥山之东，则保生宫火烬之余基也”。
《中国名胜古迹概览》①称：“轩辕庙始建于汉代，原在桥山西麓，宋代迁建于此”，这里所说的桥山不可能是黄陵县城北之小桥山，而是大桥山（子午岭）。那么这里的黄帝陵是怎么来的呢？《黄帝与中华文化》②一书，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黄陵的来历：“由于兴建黄帝庙， 确定了黄帝陵的所在地”，“陵是随庙之兴建而肯定”。这里一语道破 了天机，原来黄帝古冢、古陵并不在黄陵县。这里是只有十平方公里的小山丘，当然不承担泾洛二河的分水岭和陕甘两省的分界线。《黄帝与中华文化》作者又说：“黄帝陵墓是一个难解之谜，”“黄帝葬地本来就是—个传说，考证在某地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事情又回到了无法说清的糊涂境地。还有人说，黄帝陵在“阳周郡桥山”，意思今黄陵县(古中部县)曾归阳周郡管辖。所谓阳周郡实属编造。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三个桥山、三个黄帝陵和三个阳周县存在的实况和原因。
以上三说，不仅严重干扰了对我国上古历史的正确表述，也使 我们民族的形象受到了影响。世界上别的国家和民族会问：一个自称是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怎么连自己祖先的生死之地也搞不清楚呢? 有的人还会说：黄帝这个人究竟是真还是假?更重要的是我国上古史如何写?如何对后辈儿孙交待这件事?，还有对周先祖历史驻地的演变及大小三秦的问题，亦众说纷纭，无准确定论。这都程度不同的影响着我们对历史事件的准确判断。
现在我们返回来再对以上分歧作一些简略的分析和论证。
《史记》是汉武帝时司马迁写的，他写道“黄帝崩，葬桥山”，他又在《孝武帝本记》中写了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沿秦直道还祭黄帝冢于桥山的情景。当朝人写当朝事想必不会错吧!还有史记三家注释中有两家就是唐代人。唐司马贞在《索隐》中引汉地理志云：“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唐张守节在《正义》引《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括地志》的主编是唐太宗四子李泰，曾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来往于子午岭秦直道上。因此，他对当朝人祭黄帝陵的地点应该是很熟悉的，他的记述应是可信的。《大清一统志》引《水经注》将桥山、黄帝陵及阳周县移于陕北榆林、绥德一带更是太离奇古怪，无根无据，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侨置阳周县的说法，也很荒唐。
所谓侨置应在同一时代，即甲地政府侨置乙地，但并不管理乙地。而汉上郡阳周同北魏阳周中间相距东汉、三国、晋三个朝代，相差约500余年，如何侨置?从正宁建置史考察，北魏阳周县实属实体，并非侨置。关于黄陵县黄帝陵，我们明显地看到是由于后人有意操作而成，以庙址定陵址，并非原址。而原址则在罗川县(今正宁)东八十里子午山。现在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弄清和肯定原址(正宁)，纠正错址(陕北子长)，维持现址(黄陵县)。完整地说，我们的祖先黄帝死后葬于桥山，即今子午岭西麓正宁县界，明代因在中部县东小桥山发现轩辕古庙，经朝廷批准，遂将帝陵迁移于此山。并在此立碑加以说明。
这样讲，完全符合事实，也不影响我们在黄陵县继续祭黄帝。至于正宁黄帝陵，今称黄帝古冢，2004年已由庆阳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黄陵县黄帝陵和庙堂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炎黄子孙祭祀的中心场所。我们坚决支持在这里把祭祀活动搞得更好，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建自己美好的家园。
根据近年一些学者考察分析，认为炎帝、黄帝并非只有—个人， 而是炎帝有9个，黄帝有8个，也有人说黄帝至少有4个，即有熊氏、公孙氏、姬氏、轩辕氏。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黄帝出生地和陵墓有多处就不奇怪了。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认为是北迁， 而且是两次北迁。第一次是不密迁戎狄，第二次是公刘从邰迁豳，而且在迁入的地点上颇有争论。
首先，在不密迁戎狄的具体地点上，有三种观点，一是奔山西 之说，即汾水流域③。大家知道，夏代的统治中心就在山西，不密叛夏逃亡，怎会越逃越近呢?二是，奔内蒙古东南部之说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密率族人先奔晋中、晋西此，再渡黄河从陕北到内蒙古南部。这种观点只从戎狄二字考虑，而没有从生存情况来分析。不密迁戎狄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陶复陶穴”而定居，这在内蒙古草原地带是无法办到的。三是奔武功之说。这种说法流传时间较长，连大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⑤也说：“大约在殷商交替之际，这个种族便进了陕西，相对地定居于渭河河谷。”大家知道，后稷弃封邰，邰就是武功，而且在渭河河谷。不密奔来奔去仍在老家，这个奔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在公刘迁豳问题上，国内学者和大中专教材几乎是众口 一词，都认为公刘是北迁，即从陕西武功迁往陕西邠县。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刘爷爷不密已奔戎狄发展农业生产的事实。
对于这两个问题，庆阳地区的学者以及陇东学院的历史系教授 李仲立先生、张耀民先生先后写了许多文章进行了批驳。甘肃省历史学会也曾在庆阳市召开了第十五届(1997年)第十八届(2002年) 年会，基本上确认了庆阳学者的观点，那就是不密北迁所在之地是庆阳，公刘是南迁而不是北迁，是从今庆城南迁宁县庙坪(古称公刘邑)，古刘亶父又从宁县南迁至岐山周原。
1997年6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庆阳古代史论》⑥一书，我本人又于2003年出版了《肇周圣祖》⑦一书，较系统地论述了周人先祖在庆阳地区的活动历史。更值得推荐的是2005年由西北师大文学院党委书记田澍主编、历史系教授于俊德和宁县博物馆馆长于祖培先生合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周历史文化新探》一书，以大量的历史、文博、民俗资料全面考究论述了先周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武功阶段、庆阳阶段和岐周阶段，并提出先周历史断代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他们认为，第一阶段应有10多个后稷相继，不然就不符合五帝及夏商周的历史实际，特别是此书用大量的文史和民俗资料考证了周人先祖在庆阳建立部落方国，发展农耕文化达500余年的历史事实。
陕西被人们称为“三秦”，三秦是指什么?是否指陕北、关中和 陕南?也即今天的小陕西。岂不知秦人发源于秦州(天水)、秦安地 区，然后向东、向南、向北发展，首先统一黄河中上游地区，即黄河之东(兰州之东)、黄河之南(河套之南)和黄河之西(陕北、渭北)的广大地区，使其成为秦国的本土和基地。公元前272年，秦昭王兴义渠，筑长城，先后建立上鄣，北地、陇西三郡，使泾、渭、洛三河流域成为秦国的腹地。这里林茂粮丰，“畜牧为天下饶”，为战胜东方六雄和统一全国打下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过去有“陕甘秦腔一声吼，长城也要抖三抖”之说。它反映了西北人的粗旷刚直的性格。所以我们说，秦陇原为一家，秦中有陇（陇县在陕西)，陇中有秦(秦州、秦安在甘肃)。由此，陇东、陇西、陇南也可以称为古秦地，即外三秦，陕北、关中、陕南则为内三秦。
关于豳地的问题，，也有大豳州和小豳州之分。过去许多人只知 陕西有个邠县，就认为邠县就是古豳州，进而延伸为古豳国。准确 的说，邠县、旬邑，包括长武，只是古豳州的一小部分。古豳国是周人先祖公刘从庆城南迁宁县公刘邑后建立的。他们的子孙在这里繁衍生息九代，第九代孙古公亶父南迁岐山周原。因为宁县城曾是古豳国之都，所以北魏时改班州为豳州(邠州)，西魏至隋，多次在z州郡名称上出现北地和豳，直到唐武德元年(618年)，才改北地郡为宁州，从原北地郡中析出三水(旬邑)、新平(彬县)二县，成立新彬州，郡治新平，从此彬州南移。因此，南移后的彬州不是古豳(邠)州，更不是古豳国。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这些问题，供同事们思考和研究。：我并不想 将我的观点强加于人。我希望我国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都能以严肃的对历史负责的求实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分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个清亮的历史境界，特别是能够使我们的教科书、教材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这就是我写这篇拙文的苦衷。(作者为庆阳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庆阳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注：①《中国名胜古迹概览》引文见《庆阳古代史论》65页，甘肃文化出版杜1997年6月出版
②《黄帝与中华文化》30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③见徐中舒《西周史论述》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3期
④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人文杂志》1984年6期
⑤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260页，1950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