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时候，体制内的矛盾需要借媒体这样一个外力来推动解决；有时候，地方某一项目希望借媒体的力量来获得重视和格外关照。但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把媒体而不是上述那些问题，当成重点盯梢的对象。
在常规解决渠道狭窄的情况下，媒体吞吐着中国社会的巨量问题，上至最宏观的国是国情、下至最细节的社会生活，并造成了一种吊诡的景象：政府部门尤其是“容易出事儿”的领域，普遍忌惮媒体；但一旦部门有诉求，又要指望媒体，在媒体上找讲理的地方。
 
                                                                   面对“一元奖学金”，学生何处话凄凉
 
        最近，苏州大学的奖学金成了热词。今年，不论是“学习优秀奖”还是“专项奖”，该大学各个学院的的校级奖学金金额统统都成了象征性的一元钱，外加一个荣誉证书。记者在此前的公开报道中了解到，苏大取消的这部分奖学金总额约有500万元，然后他们在学生出国学习（交流）基金的账户上增加了500万元。校方解释，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但不应该“以获得奖金”作为求学的目标。
　　面对“一元奖学金”，学生们早已无语话凄凉，而学校却还在一个劲表演着“高尚”。所谓“不为奖学金而学习”，所谓“象征性荣誉奖励”，诸多冠冕堂皇的官方说辞，此刻无不流露着一股黑色幽默式的讽刺意味！现实的诡异在于，学生们合理的利益关切，隐约间已被构陷为“物质主义”；而校方任性的财政腾挪，却被堂而皇之表述成“英明之举”……大学之于学生，所具备的下意识的道德优势和说教冲动，让这起事件变得越发复杂起来。
苏州大学原本的校级奖学金，也仅仅只有400元到2000元而已。如今，这点微不足道的奖励，也几乎是丝毫无存了。这一令人诧异的政策变化，到底是基于何种背景、出于何种考量呢？就账面变动来看，砍掉的校级奖学金开支，基本都注入了“学生出国学习基金”。这事实上表明，普通学生的切身利益被牺牲，而用以成全少部分的留学生群体。本质上，这是由校方所主导的，就有限资源的再分配调整。
普惠性的奖学金助学金应该发放多少如何发放，国家是有标准的有拨款的，克扣拨款或降低标准，从制度上来说，是对于法规的漠视，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从理念上来说，是对于人的漠视和不珍重。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要说中国高校的经费，无论是大楼还是科研，其数量和规模都不输给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对于教师的正常性收入、对于学生的基本补助和各类奖金多寡，却往往难望一流大学项背。所以说到底，还是理念的问题，重不重视人的因素：重视了，经费就会多花在师生身上；不重视，那就依旧拼命盖楼圈地，把学校弄成大工地，顺便再养肥一批蠹虫。
 
人，是学校最大的资源；师生感恩，是学校最大的资本。要让师生感恩，学校首先要施恩，要让师生感到学校是倾囊而出资助师生，师生才会尽心竭力地为母校增光添彩。严范孙资助周恩来，蔡元培资助林风眠，历数古今中外杰出教育家，莫不是这个道理的完美注脚和绝佳例证。
 

老人被饿成皮包骨，救助不能代替问责

         网曝山东平度八旬孤寡老人李树荣，土地被原村干部卖掉，没有低保，“饿得只剩皮包骨，一辈子也没安上电灯，7年没吃过一顿饺子”。这个消息在微博热传并落地传统媒体之后，“崔家集镇政府安排人员将李树荣接至当地卫生院进行全面体检”，“崔家集镇正积极协调民政部门为李树荣老人办理临时救助和五保供养手续”。
老人申请了一年的低保待遇忽然落实了，此外，立马会从“没水没电”、“墙面乌黑”、“苍蝇乱飞”的家中搬入敬老院。
中央近年来倾力民生，强调打通“民生最后一公里”。不仅积极出台各种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帮扶，在农村农业发展方面也进行了政策调整，但在具体落实上仍然存在惠民政策落实难和落实不到位现象，帮危济困上仍有“撒胡椒面”现象等等，无形中制约了政策落实效果。“最悲伤作文”反映出一个贫困落后地区的现状，而84岁孤寡老人饿的皮包骨事件同样反映出一些地方农村贫困村民的窘境。令人深思的是，此类事件曝光后无一能得到较好解决，说明社会和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好，关键还是取决于态度以及制度的完善与否。“饿的皮包骨的老人”背后，必有制度的欠完善周全，以及地方和基层的责任缺失问题。在多年来的建设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厚此薄彼”，重点发展城市而忽略了农村，城市“朱门酒肉臭”而个别乡村却“路有冻死骨”，这正是发展不均衡、政策落实欠科学的代价。
 
                                                                       媒体仍旧一如既往的忙
 
        曾经“感动吉林”、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的女孩王昱人，因为在评优加分问题上与学院有分歧，在毕业典礼当天，向亲友和记者发出“遗嘱”邮件，准备当晚12点过后就“了结自己”。记者配合警方，“与王昱人通话拖延时间，警方通过手机信号源搜索到了她的藏身位置，再由她弟弟出面救下了她”。
相关方都在面对媒体掰扯细节，王昱人称辅导员“说我欠学费，没有资格参加评优”；辅导员称“该评比是按照学校规定进行的”；校方回应“评优过程与学费无关”。总之，舆论看着办吧。
继湖南冷水江市同兴派出所盖章“教育”当地民政局“多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之后，同类事件又在福建华安上演。华安县一名74岁老人到电信局办业务，却被要求开具健在证明。当地派出所表示没有开此证明的义务，但“为了老人家少走弯路，不得不开”，并在证明中批评电信局，“身份证户口本都还在，还要开健在证明，有必要么?”
和冷水江同兴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一样，同样的格式、同样的语气、同样的表达方式。正常推测，往常这类“扰民”要求肯定常有，职能部门同样不胜其烦，但若非有冷水江的案例在先，若非能借舆论之势，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没那么容易找到出口。
 
        看来，媒体——是指广义的媒体，真是内含无限功能。要替地方民政部门发现待救助人群，鉴定低保户资格；要负责挽回女大学生的人生，判断奖学金加分项是否公平；要给地方派出所出气，让这个负责社会秩序的机构有机会对不合理说一声“不”。除此之外，在过去几十年中，它还曾负责发现腐败、平反冤案、拯救被虐儿童、揭露污染企业，把蓝矾韭菜、甲醛白菜、“920”蔬菜和毒生姜一样一样摆上台面，将已经现身的真凶“领到”上级机关面前。
 
       有时候，体制内的矛盾需要借媒体这样一个外力来推动解决；有时候，地方某一项目希望借媒体的力量来获得重视和格外关照。但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把媒体而不是上述那些问题，当成重点盯梢的对象。在常规解决渠道狭窄的情况下，媒体吞吐着中国社会的巨量问题，上至最宏观的国事国情、下至最细节的社会生活，并造成了一种吊诡的景象：政府部门尤其是“容易出事儿”的领域，普遍忌惮媒体；但一旦部门有诉求，又要指望媒体，在媒体上找讲理的地方。
 
　　“评奖学金”、“吃低保”都要媒体断案——媒治社会的景观，不知道能否用“光怪”二字形容。【责任编辑：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