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童工回到学校，不只是让他们上得起学，而是其上学所付出的成本，将来有可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常熟童工事件被披露后，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一致谴责。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些童工是因为家里贫困上不起学，被中介卖给黑心老板。可是，卧底的拍客发现，这些孩子外出打工，并非因为家里贫困上不起学，而是觉得读书无用，“出来打工既能赚钱，又可以被村里的同龄人‘羡慕’，尽管很累，但出来也不想回去了”。

　　这一解释超出了很多人的固定思维，人们往往尽可能悲惨的去想像这些孩子的际遇。然而，这些孩子并非因为穷才走上这条路。他们有银行卡、有手机，甚至有电脑，穿着也不差。他们的家庭只靠种地一年也能有上万的收入，更何况现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上学花费很少，读书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们不想读，认为读书无用，当地一些上了大学却没有找到好工作的个案，也加深了这一认知。卧底的拍客还提到，在这些童工的家乡，初一有500名学生，到了初三只剩300人。可以想见，进入高中阶段，会有更多的孩子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而辍学，并去发达地区打工。

　　可以说，童工问题只是“读书无用论”在这些偏远山区功利而又残酷的选择的结果。我们固然要谴责中介、工厂的黑心，政府的监管无力，也哀其父母的无知。但更要看到，这种选择不是极度贫困的结果，而是改变相对贫困而采取的一种短视却又无奈的行为。

　　即这些孩子的父母或其本人并非贫困到必须通过打工才能生活，而是他们显然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阶层日益固化的趋势下，他们深知有背影拼不过有背景，有身份证的拼不过有身份的。

　　“读书无用论”的前提，是将读书与找工作赚钱联系起来，将读书进行投资——收益分析，这并没什么错。换位思考，一个贫困家庭供一个孩子读大学，当然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毕业即失业”，就是投资不能产生预期收益，这对投资行为是一种负激励，我们完全能理解贫寒家庭对这种失败的“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让童工回到学校，如今而言，不只是让他们上得起学，而是其上学所付出的成本，将来有可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如果“寒门难出贵子”，就会打击他们读书的积极性，如此，“常熟童工”只会越来越多。因而，增加社会公平，是阻断社会底层向更低的层级下滑的重要托力。

　　有研究表明，接受更多教育，积累更多人力资本的人，总体上要比接受更少教育的人获得更多收入。对于底层社会的孩子来说，读书、高考仍然是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而且，读书并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上的投资收益，还有更宽泛的价值和意义。一个社会不应该消耗、抹杀掉读书的希望，一些贫困地区急于改变命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的宣传不应该缺失，更不应该误导。（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