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山村里两辈、四位老人迎来两个回乡的孙女。孙女们虽在村里长大，现已走出大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孙女已经成家立业，这次带着老公和孩子回家过年。刘飞越/摄

　　村小放学后，几位老人带着各自的孙子、孙女往家走。孩子们的父母都在北京、天津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孩子们常年由老人们看管。刘飞越/摄

　　编者按

　　农民进城产生留守儿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复杂。农民工融入之难，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剧，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无论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时外出的6100万，还是民政部等部门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902万，都是巨大的数字。如此众多的留守儿童在家庭关爱缺失中成长，这是社会之痛。

　　如果说当年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是生计所迫，社会和个人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我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政府财政和家庭财产都已迈过拐点，这个正当性正在削弱。儿童保护权已应超越经济发展权。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高规格的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可以预见的是，留守儿童问题正迎来拐点。此时，一方面路径渐显，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临攻坚，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历时半年，采写了这组全景报道。希望给这个世界级现象留下一个记录，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国家顶层设计得到有效落实。

　　曾经的留守儿童蒋能杰，如今留在村子里，和自己两岁半的儿子在一起。2016年夏天，坐在自己的农家小楼里，蒋能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

　　蒋能杰是少有的自觉抗争者。为了不让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位独立制片人，自费拍摄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工作室就设在农村家里。

　　蒋能杰的纪录片已获过各种大奖，2014年，《村小的孩子》获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影片以几个留守儿童为线索追踪拍摄了6年，其间蒋能杰把公益互动做到了极致，但截至拍摄结束，留守孩子们的命运仍未有根本改变。

　　最新的摸底调查印证了蒋能杰的感觉。中国目前有902万父母皆外出务工的16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达6100多万。

　　英国BBC电视台在访问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评论，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牺牲孩子的童年。现代化就是一把双刃剑，以往伤得更多是农村和农民。有观众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后，在影评中写道：“应该反转了，救救孩子。”

　　其实受伤的不仅是这些孩子，还有整个社会。上世纪90年代成批出现的留守儿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过无父（母）陪伴经历的人约占同龄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人群中相当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阴影，是整个社会的隐疾，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

　　更让人担忧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现，这可能形成代际传递。“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该反哺的时候不反哺，这必将埋下更大后患”，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这样警告。

　　蒋能杰记得，有一次做完关于留守儿童的放映活动后，他曾和一个观众吵了起来。站起来发问的观众理直气壮地说：“我该纳的税纳了，你这个片子应该放给官员看。”蒋能杰告诉他：“你们不是没关系的，他们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他说着有点激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社会之痛

　　蒋能杰家的黄色小楼，矗立在村头。这栋“名声在外”的小楼，一层是小卖部，二层的一间则是汇集了各方捐赠的图书室。如今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蒋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见的青壮年。村子比蒋能杰小时候更空了，这个群山环绕的湘南村庄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现在，村里10个孩子中就有8个是留守儿童。蒋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上小学4年级时，妈妈南下打工，10年后，爸爸也去了广东，当了一名建筑工人。

　　1984年，蒋能杰出生的前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比改革开放初期高出10倍。也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多吨，增长到了4亿多吨，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粮食过剩的供求波动。

　　这是实行“大包干”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但也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年出台进城松动政策的一个大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进城风吹到了蒋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蒋能杰的父亲记得，1994年前后，村子出去打工的人开始增多，到1996年，蒋能杰的母亲也南下到广州的一间玩具厂工作。

　　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从1985到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从1.73∶1扩大到3.27∶1。这个差距足以让农民骨肉分离也再所不惜。

　　1994年分税制改革，农民的实际税费有所加重。同时，农村福利体系随着人民公社制解体，新的福利制度又未跟上，农民的教育和医疗负担也加重。1994年到1996年，农民种地基本不赚钱，有的甚至还倒贴钱。

　　有一年蒋能杰的母亲过年回家，11岁的小儿子吃饭时说：“我8岁没到你就出去了，我都没有得到过母爱。”“我听了很伤心，眼泪都要掉下来。我说，我是在外面给你们挣钱啊。”蒋能杰的母亲回忆道。

　　农民向城市迁徙，产生留守儿童，各国如此，“但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异是户籍制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Rana Flowers曾对记者说，这让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

　　中国的城市户口附着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诸多社会权益，不是城里人就会遇到种种限制，让你待不住留不下，尤其是孩子入学，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分居城乡成了许多打工家庭的无奈选择，也由此诞生了无数骨肉分离的痛苦记忆。

　　问答网站知乎上曾流传一篇讲述留守经历的万字长帖，迄今已收获了3000多个点赞。作者这样写道：

　　每次从城里回来，都要一个星期疗伤，我不停地哭，很多次心痛到无法呼吸。默默吃饭的时候也忍不住啜泣，这会招来外公的大发雷霆，他大概不懂或者是因为无能为力。

　　有一次我爸妈说要回来看我，从得知消息的那天起，我就坐在院子里望着马路上的大巴车，当我察觉到大巴车好像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我就屏息凝神，而当它从我面前驶过，我内心又布满失望，然而，没走几步，它好像停了下来，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但是最后却发现，下车的并不是父母。这种情绪上的起伏时常折磨着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爸妈回来看我，我晚上总是会搂着妈妈问她，能不能再多待一个太阳升起的时候？她说，只要我把课文背熟，她就会回来。

　　所以，小时候语文课本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她并没有回来很多次。

　　有一次，我弟弟过生日，那天下着大暴雨，早上上学时外公告诉我，爸妈今天会回来，我记得那天中午最后一节课是一个小测验，我拼命做题，提前交了卷，冒着大雨往家里奔，但，当我回去的时候，爸妈已经带着弟弟刚离开。我追着车子奔跑，边跑边哭，这种感受，实在太痛苦了。

　　谁又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呢？实际上，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家庭尝试过让孩子进城生活，但大多数孩子最终还是返回家乡，成为“回流儿童”。据公益组织歌路营统计，现有寄宿学校中回流儿童已占到22.5%。

　　“来回拉锯，其实给孩子带来的心理伤害更大。”专家们写道，“那是更深的一种痛呀！”

　　麻木者醒来

　　2014年7月的一天，一个匿名网友在知名网站知乎发起了一个提问：“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是个什么状态？“

　　帖子快速发酵，到现在，帖子下已盖起来了16页高楼，300多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这是曾有留守经历的一群人的集体倾诉。“只有当个人的痛苦体验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出现在集体层面。”上海行政学院刘建洲教授这样分析道。

　　知乎跟帖中许多人都是成年后才知道自己曾是留守儿童。“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周围家庭都是这样，父母不出去反而不正常了。”蒋能杰对记者说。直到20岁，上大学的蒋能杰看到一篇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章，才突然感觉心被刺中了。

　　这种自省是隐秘而迟到的，在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身份认知常被当事人本能抗拒。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曾组织学生进行过返乡调查， 有个同学家访一个留守家庭时发现一个细节，孩子在学校发放的信息表“是否是留守儿童”一栏，写的是“否”，访谈者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填，孩子就立刻把话头岔开了。

　　访谈过程中，“电视里开始播出一个留守儿童电视片，他像被刺痛了一样，立即站起来换了台。”据学校后来的总结，这次回乡调查中，当问到是否喜欢留守儿童这个词，被访者全都回答否定，并表示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

　　当事人的刻意隐藏让许多观察者产生了迷惑。2016年，报告文学作家关军受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委托，住到甘肃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采访了3个月。刚接触到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听到的却是“留守儿童并不是个严重问题”。

　　新旧两任校长都认为，当地家长大多不关心孩子的学业，甚至有打骂孩子的恶习，“这样的家长留在家里又有什么温暖？”隔辈抚养总归要温和得多，哪个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认为“很难说”。

　　家人不在身边会影响子女的学习吗？受访的几位老师都觉得，情况因人而异，有的孩子会放松学习，有的孩子则更加自律。至于青春期问题，“所有孩子都有的吧，而且留守孩子很多，大家一样，也就没啥可自卑的。”

　　“留守儿童是个伪问题”，这个观点上下都有很多支持者，“难道这只是社会精英的臆想，被人为夸大了吗？”关军一度对自己此行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全社会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呈现了精英先导的鲜明特征。

　　最早的关注来自学界。1995年2月，孙顺其发表在《教师博览》杂志上的《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可视为最早讨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章。2001年6~7月，史静寰教授等进行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状况研究”，这是最早的留守儿童专题研究。自孙顺其文章后近10年，这个问题只做为一个概念讨论，政府没有介入，媒体也少有报道。

　　转折出现在2004年。这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次年5月全国妇联又在郑州召开“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支援行动研讨会”，据曾参加“郑州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段成荣回忆，“各省市妇联、共青团、关工委，加上学者两三百人，可能是头一次就留守儿童问题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

　　两次会议都认为留守儿童问题已是严重社会问题，但会议只是“研讨”，没有提出更多实际的措施。“当时没有调查数据，会议报告也承认现状认识不清。而且妇联毕竟只是个群团组织，没有权力部门协调，很难有实质进展。”中国农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叶敬忠教授曾这样评论。

　　但这两次会议确实推动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2005年，第一本关于留守儿童的书籍《关注留守儿童》出版，学界、舆论界的讨论迅速增多。

　　国家层面的关注， 2006年是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全国两会上，24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保障制度的提案》。同年秋天，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12个部门共同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

　　2008年，“留守儿童”字眼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自2012年开始，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农村留守群体的保障问题都成为固定的内容。

　　“到2010年，留守儿童问题已得到上下普遍重视，但社会的认识还限于对当下问题的忧虑，还没意识到这个人群心理问题潜在的后患。”长期追踪报道留守儿童的记者陈然说，“当第一代留守儿童成年走入社会，尤其自己成为父母后，他们的心理问题就开始集体显现，尤其“富士康13连跳”后，学界才率先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潜在后果。”

　　“至于‘知乎高楼’式的倾诉，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集体自省。”陈然说，除了身份认同，他们在对待自己后代问题上也表达了格外一致的警醒：

　　“以后我们有小孩儿了绝对要带在自己身边，就算再累也得带着。”

　　“如果没有经济条件，我不会把孩子生下来。”

　　“我不会生孩子了，女，25岁。”

　　留守综合征

　　在农村，儿童留守最常见的形式是隔代抚养，据民政部最新的调查，祖（外）父母陪伴占到89.3%。“这些老人年老体衰，文化程度不高，许多地方一人要抚养多个孙辈”，张旭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不要说精神心理上的辅导，就是基本物质条件，有的人都很勉强。

　　一篇田野笔记曾讲了个故事：一个小男孩被拴在一棵树上，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孩子太调皮，爷爷管不了他，只有采取这种“粗暴”措施。“没办法，经常闯祸。”爷爷直叹气，“他爸妈不在，我们追不上他呀！”

　　26岁的李雪刚上小学时，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留守经历。三年级前，她跟爷爷一起生活。爷爷太老了，顾不上她，“以前不知道洗发水，都是用洗衣粉洗头”，“小时候吃鼻涕，别人笑我，但是没人教”，“看到河边桑葚就想去摘，很危险，但是跟爷爷在一起时他也从来不拦”。

　　父母看不下去，把李雪接进城生活了一年多，五年级时又送回乡下姥姥家。姥姥姥爷身体稍好些，于是两个老人就带着九个孩子生活。“姥姥姥爷并不怎么欢迎我，因为要去吃他们的住他们的。”“在姥爷家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那时候懂点事了，小孩太多了，有了对比就有了落差。”李雪说。

　　到了中学，李雪的孤独越发深重，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自己跟自己说话。说话也解脱不了，就用小刀在手臂上扎，“感到心里有股火，这样才解气。”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时，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爱我”。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陪伴，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张旭东说，“可惜大多数农村父母并不明白这个道理。”2015年，张旭东所在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调查数据显示，相比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几率更高，心理问题相对更多。

　　在知乎上，充满了这种倾诉：”“爷爷奶奶是文盲，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就只是打和骂。”“第一次来大姨妈，没有人可以问，以为自己要死了。” “初二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辍学去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帮我指点一下，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读书……”

　　陈希7岁时开始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初中开始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到高中，一个月回家一次。“每年见爸妈1到2次，被带出去社交的机会几乎为0。” 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考上大学后，陈希专门修了社交礼仪之类的课程，又看了各种礼仪教学的视频。“但是，有些东西哪里是课堂上学得来的。”在第一次给研究生导师敬酒的时候，她把导师的杯子倒满了红酒，而自己只倒了一点点，“唉，路漫漫……”

　　“最开始对父母充满依赖，但得不到回应，就用坚强来包裹自己。”陈希写道，“跟父母的关系也就这样逐渐疏远。”有一年春节，父母回来住了几天，离开时怕陈希和弟弟不舍，就偷偷地离开，可到车站发现身份证落下了，就又返回家，进门一看，两个孩子有说有笑，没有一点悲戚。爷爷解释说：“知道留不下你们，哭也没用，就不指望什么了。”

　　那年陈希只有12岁。“表面上非常的独立，但是内心不够强大。大部分关卡都是自己咬牙坚持，从来都不会和父母说。却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成傻瓜。”

　　一个匿名网友这样写道： “始终不太理解为啥很多同学可以和父母每周甚至每天打个电话。我中学时一个月偶尔还会联系一次父母。大学后，由于不怎么需要向他们要钱了，于是每个月联系也都没了。可是这能怪谁呢？我甚至能和陌生人攀谈很久，但是对那遥远的亲生父母，我……”

　　在第一代留守儿童的自我描述中，他们既自卑，又极其自尊。一条知乎跟帖写道：“受不了任何人瞧不起我，不管是真瞧不起我，还是我认为的瞧不起我……不让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决定，除了自己，所有人都觉得靠不住。”

　　对环境的不信任，让一些人沉沦，也刺激一些人奋起。“只有能力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26岁的艾琳还记得自己的传奇式逆袭，“高中前我的成绩很烂，天天被父母骂，高考却考到文科班第六。”

　　那时候艾琳每天睡4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也很拼，但我是敢说，我比身边的同学还拼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疯狂。” 艾琳说，其实动力也很特别，就是高二时特别希望能摆脱现有的家庭环境，“我一度是因为恨而不是爱而努力的。”

　　另一个“留守儿童”王小琪，在知乎上把这种逆袭心态描述得更淋漓尽致。王小琪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学校独立生活，高考结束后，爸妈对王小琪没有期望，也不问成绩，后来不知怎么知道她考进全校前十，又再三问她是不是多说了300分。

　　“那时候我连志愿都填完了。”王小琪说，“就这样，我毫无压力地碾轧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孩子。”然后，他又拒绝了任何庆祝，自己独自去了大学。“而且从大二开始，学费、生活费，到各地的旅游费，我都是自己解决的。我很享受这种自己带给自己的安全感。”

　　“在留守儿童中不乏后来打拼出来的成功者，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可依靠，更早懂得自立自强。”一位心理专家说：“但是这种刻苦努力下面，也埋藏着过度敏感偏激的心理隐患。”

　　情感障碍是留守儿童成年后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也是他们倾诉的主题之一。

　　“我名下有两套别墅，开着宝马。然而因为涉及性格问题，一直没女朋友。 留守儿童很难有朋友跟女朋友的。因为太需要别人的肯定了，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会用力过猛。”

　　“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短暂的几个男友都是自己提出分手，因为想要避免被抛弃，就先去抛弃别人。”

　　“不敢奢望爱情，像顾城的诗——‘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对于情感障碍，学习心理学的王小琪曾这样自我解析：“在和异性的关系处理上，因为过于彪悍，我吓走了很多异性。很多留守儿童在男女关系上，要么像我这般高贵冷艳别扭，要么就是混乱。这是源于安全感的极度缺失不自觉就高冷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已。”

　　后果渐显

　　2010年3月的一个上午，18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宿舍的四楼跳下，当时她刚来富士康1个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发现自己左腰部以下瘫痪。

　　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标杆，而“连跳事件”更让这个大陆最大出口企业在中国经济起飞史上，留下沉重一笔。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试图在富士康厂区自杀，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伤。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轻，定格在17岁到25岁。

　　富士康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军事化管理首先被归因。蒋能杰的助手王明飞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说：“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流水线。大家穿着防尘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我们不能说话，面着面上了一个月班，不知道对方是谁。很恐怖。” 王明飞很郁闷：“下班时，出厂门黑压压一片。宿舍分两班，即使休息时，也很难和别人说上话。这样生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发现，在自杀现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当时的40万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邹光宇发微博说，“上一代农民工一般比较能吃苦抗压，而这一代年轻人寻梦理想一旦破灭，就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灾难。 这是一个需要呵护的心理弱势群体。”

　　基于3500多份调查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建华和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黄斌欢也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飞，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据他的观察，工友许多跟他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适应。“有的靠喝点酒、唱歌排解压力。有的就谈恋爱。那种环境下，有爱情滋润还好一点，万一感情出了问题，就会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湖北农村由祖母抚养长大。在苏醒过后，她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讲述了跳楼的缘由：由于曾调换过厂区，工资卡交接出现问题，她未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往返交涉后，工资仍没有着落，那时她用完了带到深圳的钱，手机又坏了，无法跟深圳的表姐联系。

　　“我很绝望，脑袋一片空白。”这是她跳楼前的心情。

　　“田玉麻烦并不大，如果有一点外界帮助，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潘毅说，“可是在最焦虑的时候，她却没找到任何支持。”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则就会产生孤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严重者会发生心理上的崩溃。”安徽师范大学何海波在其论文中写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虑，“一方面，童年时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们应对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刚刚离开学校或者家乡，还没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对于田玉来说，在最后关头，她甚至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里不直接联系，实在有事就通过表姐，与表姐失联，就切断了所有亲情援助。

　　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阂，体现在许多留守儿童身上。在记者采访中，时常听到这样的倾诉：“12岁以后，我就不会让我妈洗内衣”，“进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张床上，感到特别不自在” “我从来都只叫‘妈’，叫不出口‘妈妈’——”

　　“许多父母认为孩子还小，有爷爷奶奶照顾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才重要！可那时候你已经丧失了跟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最关键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乔东平说，“那时再来建立亲密关系就很难了，这些孩子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会扩展为更大范围的人际隔膜，从而对外界关上心门。在张旭东等学者对留守儿童的调查中，有17.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是自己。

　　“这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中国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线上，都有这样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隐患。”邹光宇说，“社会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在一所乡村学校进行沉浸式采访后，报告文学作家关军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经过100天的铺垫，即将离别的时刻，关军安排了跟留守学生一对一的交流，他看到了“贝壳张开”的时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开坚硬的保护壳，露出不轻易示人的一面。说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们常常哽咽，一边哭，一边抠桌角，或撕扯纸片。

　　“就像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我短暂窥见了孩子柔软的内心世界。”关军说，“虽然孩子们一出门，很快又变回了原样，贝壳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现在，关军确信：留守儿童问题不是臆想，它是一个真实重要的存在。

　　迈过拐点

　　在知乎上，大多数讲述者最终表达了与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选择。7岁就开始留守的陈希写道：成年之后，和父亲的关系有所缓和，也意识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们的局限。“原谅他们的局限就像原谅自己的出生一样，是和解的开始。”

　　对于父辈的出走，叶敬忠称之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没有声音强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来又怎么办？”叶敬忠说，“不要在道德上指责他们，在当时，他们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正当性。”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这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刃效应’日益凸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2015年的“6·9事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当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作？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我们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林依帆说，“留守儿童问题拖不起，也等不起，我们要以最大的行动去破解这个问题。”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迈过拐点，政府已有实力来兼顾一些社会福利。”陆士桢是个坚定的“儿童优先论者”，她引用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泽利泽的话说，孩子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和道义上的“无价性”，对待儿童，“需要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制。”

　　陆士桢说，目前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需要做的是让它能落地。具体地说，主要就是建构留守儿童救助和保障机制，重点确保资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监护监督运作力度；全社会多方合作，让留守儿童的关爱扶助制度化。

　　农村人均收入也已迈过拐点。“2015年，全国农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现在许多村子里小楼林立，小车也不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打工父母离开孩子的正当性在消弱”。

　　即便是毕节四兄妹家，家里也起了小楼，出事前存折还有3000元存款。“可哥哥却在遗书里写‘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孙宏艳说：“是什么让一个13岁的孩子如此绝望？这个质问希望他们父母能听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儿童的家长能听到。”

　　2014年底，蒋能杰拍完第三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初三》后，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拍摄这个题材。在这之前，他的纪录片已经很有影响，伴随的公益活动也做到了极致，各种采访和捐赠纷至沓来，美国俄勒冈州的大学生也到村里来调研。

　　因为影片中讲到过上学交通不便，湖南卫视甚至给村里赠了一辆校车。但是当地道路太窄，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路修好了，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校车司机和汽油开支。 “作为一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 蒋能杰当时说，也许今后拍摄的纪录片会跟商业体制靠拢。

　　然而才过了一年，蒋能杰又掉头回来拍摄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的剧情片。这一年关于留守儿童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好的，有坏的。敏感的他感觉到，也许一个向好的拐点真的快来了。他决定还是要做点什么，让他的儿子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曼祺 胡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11月23日 09 版）

　　1234下一页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托管班中，孩子们在吃饭。她们的父母大部分都常年在外打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小冉，12岁，回族，四年级。她的父母在水城打零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待个两三天就走，平时除了帮59岁的爷爷干农活外，还要照顾不会走路的弟弟。 她的梦想是当老师。 周岗峰/摄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两名女孩儿在下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在中国3000万寄宿学生中，林婉莹只是很普通的一个。

　　2004年，在湖北荆门农村老家，她好好地正上着小学三年级，一夜间家门口的小学“蒸发”了。她被一个把屁股颠得麻麻的“麻木车”，带到镇里的学校。这个当时不知道 “撤点并校”为何物的姑娘，和很多村里的孩子一起，“被寄宿”了。

　　她一寄宿就是11年。这11年里，全国小学以每天约68所的速度消失着。

　　当时，多数学校还没为突然到来的寄宿大军做好准备，学生居住的宿舍“挤、险、臭、难、秃”。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寄宿学校依然没有做好准备：孩子住在校外，安全受到威胁。

　　像大多数寄宿的学生一样，林婉莹还叠加着一个身份：留守儿童。5岁时，父母就离家，由祖辈照顾她。

　　如今，留守一代“林婉莹”们多数已进入大学或开始工作。很多个“林婉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寄宿不仅是他们的青春记忆，也“滴灌”式地影响着今天，甚至可能影响一生。

　　10多来，关于寄宿学校的反思、争议、纠偏，一直没有停止过。

　　撤点并校

　　没有准备好的不仅是8岁的林婉莹，还有学校，甚至国家。

　　林婉莹来到镇上新小学时，学校在小卖部边上临时弄了两个房间，连厕所都没有。等到后来寄宿的学生更多了，学校才想法修了个院子。“有的寝室能摆10个上下铺。”

　　林婉莹一开始还觉得新奇。但成年后，当时的寄宿小学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伙食不太好，卫生也不太好，很多女生一星期洗一次头，头上长了虱子。

　　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像林婉莹这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有3276.51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21.85%。

　　这样普遍的寄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奇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调研中观察到，目前寄宿制学校的硬件与本世纪初相比，多数得到了很大改善。多数学校的“条件特别好，钱用不完”，有的中学条件甚至堪比大学。

　　但是学校硬件提升仍有空间。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不一样的成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中，一半以上（53.3%）的留守儿童居住在8人以上的房间，近两成（18.9%）留守儿童表示不能保证一人一床。

　　林婉莹所就读的小学，之前没有接收过寄宿生。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张在城里的床，是家长当时的主要任务。

　　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家长将寄宿视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自200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陆续推行政策，使得各地农村学校在寄宿上实行全免费或给予寄宿生生活费补助，使得寄宿对一般家庭不构成经济负担。

　　在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学者李涛对四川的调研中发现，随着学校上移，如何能在寄宿学校中争得一个床位，变成了家长间资源和人脉的竞赛。

　　相比崭新的教学楼、标准的操场，很多学校对学生营养膳食、课余活动、心理辅导、卫生条件等方面的重视远远不够。

　　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一名生活教师，而公益组织歌路营在调研中发现，小学阶段生活教师与住校生配比大约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河北某地的调查结果是1∶336，部分地区是1∶700。

　　很多宿舍没有窗帘和储物柜；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有老师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住校生“职业病”突出。有机构在湖南一地为农村寄宿生进行过一次体检，发现学生们得4种病的比例高：皮肤病、蛀牙、中耳炎、扁桃体炎——前两种病是因为卫生条件跟不上，后两种病则因为孩子们有个感冒发烧的都会硬扛过去。

　　还有寄宿生的睡眠问题。根据山西一所高校对800名中小学寄宿生的调查，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38个小时。而歌路营在重庆的调查也显示，寄宿生睡眠状况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里容易醒。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生郭磊大学毕业后拍了几部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有人说，这些片子不仅是献给留守儿童，也是纪念和致敬他自己的过去。

　　郭磊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初一他到镇里读中学。寄宿的一个寝室三四十人，上下铺连在一块。两个人一张床，疾病会互相传染，特别是皮肤病。冬天特别冷，洗头有凉水。洗澡，就是站外面洗。

　　初二郭磊去县里读书，一个年级十几个班，一个班110多人。上厕所都排长队。

　　心理盲区

　　阳光不好，屋子很潮，没有桌椅，床板吱吱呀呀地叫，宿舍门不太好，柜子门坏了也没人修。有一次宿舍灯泡坏了，孩子们不知道去哪儿报修。

　　林婉莹就读的初中是市里的重点中学。当时，12个初中女生挤在一间房间里。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晚上10点左右熄灯，中间的所有时间，除了吃饭，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

　　开学时因为想家，有人会在宿舍里哭，林婉莹说她“习惯了”。可她的内心仍然渴望家人的陪伴。一次在上班主任的英语课时，林婉莹一直出神，对上课内容一问三不知。下课后她和老师说，爸妈回家了几天就走了。

　　林婉莹的经历并不特殊。四川泸州的魏冬回忆起自己的寄宿生活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期开学时，整个楼层的女孩子都在哭。

　　叶敬忠提到，寄宿让留守儿童和家庭造成了二次分离，原本父母外出的他们还有机会在爷爷奶奶怀中撒娇，但是因为寄宿，这样的温情时刻也被化解于无形。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今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6）》中，提出“父母撩拨效应”这一说法。父母与孩子的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

　　调查显示，由于“父母撩拨效应”，与父母每年见面3至4次及5至8次的学生的心理满意度既低于见面1至2次的学生，又低于见面9次及以上的学生。

　　一个叫小浩的9岁男孩，父母均在内蒙古自治区打工。当老师在讲解“九月九”节日由来的时候，小浩突然哭了，他说，父母来电话说，八月十五不能回家团聚了。

　　孩子的泪水也许是最不严重的后果。甚至有的“撩拨”“好意”成了压死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2014年1月20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歌路营调研发现，在心理方面，65.7%的寄宿学生抑郁情况比较严重，是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八年级现象”“初二现象”也成为很多留守儿童绕不过去的问题。

　　这种现象描述的是多数十三四岁、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叛逆、情绪易激动、易受外界影响、成绩两极分化严重、违规违纪频繁等，同时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

　　以学习成绩为例。八年级留守儿童上学迟到（49.8%）、逃学（8.7%）、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到问题没人帮助 （68.4%）……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认为，厌学叛逆的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八年级现象”更为明显。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长期从事寄宿儿童陪伴工作的“驻校社工”夏小绕观察到，当孩子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用恋爱填充单调的寄宿生活，甚至小学生也在“恋爱”。

　　林婉莹的初恋也在初二时到来。她觉得父母“迂腐、不懂我”，很少跟父母谈深层次的问题。与父母通话已变成她每周一次的“任务”。她最常听到父母说的就是 “少用点钱”。

　　在她心中，自己的朋友、男友比父母更亲。即便 “男朋友”只是一个互发短信、害羞地当面不跟对方多说话的同班同学。

　　但就此直接认为“寄宿会加重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是将寄宿的影响简单化了。在多位访谈对象中，很多人表示初中寄宿时跟同学玩得很开心、能抵消父母缺位。

　　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唯有八年级留守儿童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

　　他的研究表明，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锻炼了寄宿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变得更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并缓解了其可能存在的不良情绪和心理问题。

　　在成长报告中，目前正处于寄宿生活中的留守学生有着更正向的自我描述：更独立，动手能力更强、更乐于助人。但是同时，他们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更低。

　　青春烦恼

　　初中来到市里，对林婉莹而言变化颇大。她是从这时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父母在身边”。

　　那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城乡差距”。城与乡，走读与住校，富与穷，折射在了她充满二元对立的描述中： “不住校有优越感”“住宿的都是乡下的，还是很听话的”“在学校里混的女生，都是市里面蛮有钱的，打扮就看得出来”。

　　“学校上移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分层。”叶敬忠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去不了县城的，才留在乡镇。”

　　小学时，虽然到了镇上寄宿，但是“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初中时，到城市里的寄宿生给自己贴上了“外地乡下人”的标签。

　　初中阶段的农村留守寄宿生，尤其是初二、初三的留守学生，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对成长、发展、未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在思考的深度和复杂性方面大大超越了小学时期。

　　成长报告的数据展示：留守儿童随着年级增高出现了自我接纳下降的趋势；初二、初三的留守学生更缺乏生活目标；有近四成的初三学生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但是这个年龄，他们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即便在一些小事上，他们也会感到恐惧，无依无靠。起初几次回家时，林婉莹不敢坐公交车去客运站，怕坐过站。“说了你不信，超大的十字路口，我和车一起过的，紧张得忘了走人行道。”

　　老师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对于这些感到缺乏家庭情感关照的留守寄宿生来说，更加重要。

　　初二那年，林婉莹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喜欢体罚学生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曾在她不小心碰洒别人的牛奶、尴尬地笑了一下时，批评她“下作”。自此以后，讨厌他的林婉莹再也没听过物理课，初一那年刻苦追赶到班级第20名的成绩，也在初二一下子掉到了40多名。

　　发育的身体也困扰着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女寄宿生。比如林婉莹，因为胸部发育得比同龄女生更丰满，有一次在宿舍只穿了内衣时，一个室友说她“不知羞耻”“大胸难看”。

　　结果，班里人把这件事传开了，她感到难堪。那时她的男同桌还经常假装不小心去摸、碰她的身体。可在受委屈的时候，林婉莹还是很“怂”，不愿意向任何人求助，想办法自己解决。

　　她会做出反击。有一次，她抓住这个男生正在乱摸的手，抠掉他手上的冻疮伤口，让他流了不少血。但是，当不明真相的另一个同学问她为什么这样对他时，林婉莹回忆道，自己当时居然觉得自己做错了，还跑去医务室给他买创口贴。

　　当她说起这段经历的影响时，她提到，看男生，会觉得他们满脑子都是色情，不敢跟男生接触。在高中时，即使是班上公认的“小天使”班长，不看色情片的男生，向她借过的东西，她都觉得很脏，直接送给班长，拒绝收回。

　　但是这件事，她没求助过父母、老师，也没人跟她讲起过任何关于两性关系的话题。

　　管理独岛

　　一天晚上，镇上初中的两三个混混拿着棍子翻墙进了男生宿舍的院子里，让一屋子的小学男生给他们钱，还顺手拿走了林婉莹同班男生新买的一双耐克鞋。

　　这件事，她以“阴影”来形容。即便过了十几年，她也记得清楚，“反正带头的叫张五万。”

　　不过在林婉莹的记忆中，班上男生关系都不错，原因很简单，“老大已经确定了”。“老大”确定的过程有些戏剧化：初中的“混混”来找她们班后来的“老大”吃了个饭，被孩子们传开了，于是就确认了他没人敢惹的“老大”地位。

　　与林婉莹同班的一个女孩，被传有很多男朋友，结果被班上的另一个女生拉了一群人连打带骂。“婊子”“被人睡过”就是他们为这个女孩贴上的标签。

　　据林婉莹说，同宿舍里最受欺负的就是家里穷、学习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在班上成绩倒数的女孩，父母不在家，奶奶拾废品养她，于是有的孩子会当面摆出嫌弃的表情，不愿意跟她做同桌。

　　如果说女生间的欺负是软性的，男生间则衍生出了更具帮派色彩的小团体。学者李涛调研的四川一所九年制寄宿学校，就是这一问题的缩影。

　　最初同班同宿舍的编宿方式，学生由于彼此相互熟悉，更容易进行团体违纪行为，抽烟、打牌、喝酒、泡网吧，熄灯后长时间聊天，高年级小团伙欺负低年级小团伙等。

　　在李涛的调研中，小团体“兄弟帮”就是在初一时成立的，目的是为对抗当时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他们曾跟初二的“流氓会”、初三的“霸王团”因睡觉打呼噜、抢热水等原因打过群架。

　　在学校注意到这种现象，打乱年级重新编排宿舍后，“兄弟帮”又吸纳了不少挨欺负的低年级学生。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谁不够义气，就会被踢出QQ群，视为退帮。

　　每一个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比如，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面去不拿回来了；故意打坏教室后门上的玻璃；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桶……这一切恶作剧的原因是班主任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李涛曾对一个乡学校进行问卷调查，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8个摄像头使这所寄宿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状态之下。少年会故意用行为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他总结，学校内部底层孩子在“垂直抗争”（对抗老师和学校）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也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

　　还有一种现象是，老师赞扬谁，谁就会感受到“舆论压力”。一次班上拔河比赛，林婉莹不小心受伤了。老师在班上表扬她为班级负伤。被表扬的林婉莹却在同学那里“被嘘了”。老师到宿舍时问她伤口怎样了，也被同寝室的人理解为“蛮装，故意出风头，拿这个赢得老师好感”。

　　在李涛的调研中，甚至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为了不被同学排斥，也不得不做一些轻微违纪的行为。就在学校刚刚强调不准用热水浇树之后没过几天，平时一贯乖巧的一个学生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公然将热水浇到树下。

　　当然，宿舍里也有温情时刻。有一次林婉莹被人骂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站出来阻止骂人的女孩， “不许你这样说她”“如果你这样说，我们也别做朋友了”。

　　事情的结果是林婉莹收到了骂人者的道歉。这个小插曲，也让这位挺身而出的“女汉子”成了班级里的“人气王”。

　　还有一次停电了，老师点上了蜡烛，大家围成一圈，跟老师争论起“大雨滂沱”的读音。一个平时很调皮的学生也跑过来，加入到了这个圈中。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氛，好像家。”她说。

　　但是更多时候，这些微妙的情绪和故事都止于学生群体内部。初中时，林婉莹的学校给男女宿舍各配了一个“生活老师”。但是，“其实就是一些中年大妈，一言不合就恐吓我们要告诉班主任扣分”。

　　她们并不具备科学的管理方法，也没有关爱留守儿童寄宿生心理的能力，反而要依靠教学体系中班主任的权威。但是，拥有“只管纪律和卫生”的生活老师，这样的配备已经是“高配”。

　　“父母将孩子放进学校就放心了，但是其实学校承担不了这么多责任。”张旭东说。乡村学校的老师面临教学和经济负担，生活老师和心理老师更是没有进入编制。“留守儿童是额外的工作。老师的管理是不出事。”

　　然而，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全部。就像林婉莹就读的镇子里面那所冲出学校围墙，打劫同镇小学生的“混混”们，学校内部的“帮派”也有蔓延到社会上的可能。

　　有两组数据值得深味。

　　一方面，31.7%的寄宿学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至3次被人欺负。留守儿童情况更糟，这一比例为36.3%。

　　另一方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尹建莉写文章指出，罗马尼亚曾在这方面犯过一个致命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陷入经济困顿、人口锐减的状态。政府鼓励生育，规定每个育龄妇女至少要生4个孩子，如果家庭无力承担这么多孩子的抚养责任，可以送孩子到政府出资的国家教养院，由工作人员集体抚养。该政策出台后，先后有6万多名婴儿一出生就被送进教养院，进行批量抚养。

　　这些孩子后来很多都出现行为异常，情感发育不良。他们不喜欢和人交流，无法形成对视和对话，独自坐在角落，对陌生人没有恐惧感，也没有沟通能力——这种情况，称之为“孤儿院现象”。

　　她说，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孩子不是无知无觉、没有感情的土豆，可以随意集中，装筐装袋地归类存放。保障儿童和父母在一起，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切涉及儿童利益的社会问题都应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去解决。”她指出。

　　寄宿在现有条件里，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但不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在有关部门的规划里，寄宿仍然将是改善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方式，甚至为他们建立一批寄宿制幼儿园。

　　在很多教育专家眼里，寄宿幼儿园、低龄寄宿是政府用心用力很猛但方向错误。

　　走向未来

　　“我不喜欢住校，厌倦了。”“住校没有私人空间，没有什么自由。”这是现已20岁的林婉莹心中的寄宿。

　　寄宿让她不得不坚强，不怎么依赖家人，让她“觉得其实很多事我可以做到的”。“看不惯娇生惯养的人。”她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可能是嫉妒吧。”

　　“缺乏感”伴随着寄宿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寄宿生的整个青春。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长坑小学在寄宿学校中被认为是成功的典型。这所学校条件不算好，没有大操场，学生多时也不能保证一人一铺，也同样没有经费聘用生活教师，或开展大规模的课外活动。

　　但在校长刘勇武看来，精神的富足能超越物质的匮乏。基于现有条件，他带领老师开发兴趣课程。比如吃饭，就可以让老师讲吃饭礼仪和营养搭配。

　　从开学开始，学校就让六年级学生住在一年级学生的上铺，尽量安排同村的高年级同学带新生熟悉环境，力求给他们心理上的安全感。

　　张旭东向记者介绍重庆某县的经验。那里由大学生村官组织孩子，对接重庆师范大学的资源，请大学生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带领孩子到市里表演。

　　此外，张旭东提到，政府应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工等专业力量，有效加强对寄宿制留守儿童的关爱。他还建议要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

　　叶敬忠说，“教育上移，是彻底促进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好的师资和条件，寄宿就像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管起来一样。可最重要的是孩子每天过得怎么样。”

　　林婉莹多次向记者提起一个没实现的愿望：“我特别向往小说里面三两成群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样子，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这份遗憾永远定格在她无法重新来过的成长期。她希望自己能改变像穿山甲般“缩起来”的性格，更“自信一些，勇敢一些，体谅别人一些，像所有女孩子一样会撒娇。”

　　她对未来也有“坚定的打算”：就算结婚，也绝不离开家乡，因为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就算当了妈妈，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 程曼祺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11月23日 10 版）

　　上一页1234下一页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3名女孩在扎辫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阿吉，13岁，苗族，四年级，她的家庭条件在村里算不错，家里愿意供她读书。周岗峰/摄

　　9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留守女童在讨论作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婷舒/摄

　　魔鬼精心挑选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标：宁夏灵武市，一位白发丛生的幼儿园教师去年被发现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为农村留守儿童。湖南攸县，一名小学教师在过去3年里猥亵了班里的大多数女生，几乎都为留守儿童，举报者说，他“专门欺负”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被公开——发布这一数据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强调，统计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畅的农村社会，性侵很难被人发现。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解释：“在城市里，大众媒体比较多，司法覆盖也更完善，而农村资源和渠道都更加匮乏，家长也许觉得家丑不外扬，所以农村发生这类事件更隐蔽，更不容易让外界知道。”

　　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害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她呼吁，今天在重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困境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现存社会问题的视角，还要从“未来中国发展”的视角。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模式下举世罕见的人口流动。这种模式的副产品，就包括那些因父母在外谋生、无法举家迁徙而缺乏监护的留守儿童。根据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国有902万名得不到双亲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36万名无人监护。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女童属于更为弱势的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著低于留守男童，表现出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比例都高于男童。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2004年开始研究中国留守儿童问题、出版过国内第一本留守儿童研究专著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说。

　　不少受访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当父母只能选择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抚养时，被选中的往往是男孩。她们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隐形人

　　在那些有关“遗弃”的故事里，恶性事件更易引起外界注意。

　　2012年3月27日，四川大竹县一位农妇将兑了白糖的农药“百草枯”灌进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嘴里，自己也喝了下去。

　　她此前曾与丈夫多年在外打工，孩子在老家留守。后来，她回家照顾孩子，常在电话里对千里之外的丈夫说，带孩子太累了。

　　那位丈夫百思不得其解：他背井离乡出门赚钱，绝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一个女孩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上海白领李雪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了她手臂上分布的细小刀疤。她少年时代曾用自残这种方式发泄，直到读高三时才停止。

　　“那时候心里难受没地方发泄，又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反击，就只好怪自己。”她说。

　　她长期跟随外祖父母生活，最长的一次有4年没与父母见面。与很多留守家庭一样，承担隔代监管职责的外祖父母最多同时抚养9个孩子。那段生活，她认为在“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她几乎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倾诉。

　　她偶尔与父母通电话，爸妈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说了。”

　　“我们这种孩子就像大海中的孤舟，没有方向，任凭风吹雨打。”上大学后，李雪在主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一次演讲中总结。

　　她的梦想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成长的路上那么孤独。她说，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带身边”。

　　尽管如此，她仍表示自己属于“很幸运的”。她曾在父母身边待过两年，而她的表弟表妹中，有的就从来没在父母身边长期生活过。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甚至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26岁的艾琳记得，她读小学时，期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长大。小时候她尝试过自杀，用头撞墙，撞了多次后因为太疼没有继续；她试过离家出走，最终觉得自己没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还常跑到同学家里一连几天不回，也不给祖父母打电话。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广东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她清楚记得，有一年暑假，妈妈跟邻居打麻将时突然说了一句，“养女儿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给别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读书，唯独把她留在镇上的学校。

　　“有一段时间是为恨而不是爱去读书的。”她说，自己读高二开始发奋读书，就是希望能“摆脱现有的家庭环境”。

　　她的祖父母家同时寄养着几个男孩。男孩的鞋带开了，祖父母会帮他们系好，但没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饭，男孩吃肉吃面条，她只能喝白粥。她还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

　　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调研，共调查四至九年级留守儿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调查显示，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别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独的留守女童为42.7%，不仅高出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课题组成员张旭东副研究员认为，农村家庭中传统的角色期待和性别分工模式过早地传递给了儿童，女童早早开始操持家务，分担劳动负担。这给留守女童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

　　在安徽调研时，她发现一个现象，公立学校女童多，而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男童多。她猜测，这是重男轻女的体现。

　　“重男轻女，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都极其严重。”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没想到到今天还这么严重。”他的团队在国内不少地区调研过，从中明显看到，这些人对未来的希望还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说，留守女童则因性别的原因产生更多的劳动负担，甚至承担“逆向监护”的职责。一个家庭里的男孩可以进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则留在家里，洗衣做饭，帮家里干活，甚至照顾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户在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倾诉，自己7岁开始煮饭，人还没有灶台高，踩在板凳上踮着脚炒菜。早起煮饭喂猪洗碗后再去上学，中午回家煮饭，晚上割完猪草再煮饭，经常没有时间写作业。作为一个女孩，“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说话。

　　虽然已经16岁，云南女孩陈娟的个头只相当于城里10岁的女孩。她刚上小学六年级。因为她有一个小两岁的妹妹，家里人就让她“等”着妹妹一起上学，也为了能帮家里多干几年活儿。

　　从懂事起，陈娟便承担了家务活，她要拣柴、为祖父母做早饭、照顾弟弟妹妹。放学回来后要照顾弟弟。弟弟妹妹一旦生病，她就没法去上学。

　　甘肃的王运好则比同龄人早两年上学，当时她的父母急着外出打工，为了不给家里的老人增添麻烦，父母托关系把未满学龄的她送进了学校。

　　同学们从没见过她的父母，一个淘气的男生竟造谣说，她爸爸因为吸毒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多年后，王运好依然记得这件事情的冲击。虽然班主任让那男生当众向她道歉，可她突然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开始刻意回避与父母有关的话题。

　　陈娟5岁起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的父母不在身边，亲子沟通依靠每个月一通最长几十分钟的电话维系。想他们想得特别厉害时，她也会在电话里哭，妈妈总是安慰她说，过年就回去了。

　　而每到春节，父母回家，她光顾着高兴，忘了想对父母吐诉的委屈，等他们走了，那些委屈又回来了。

　　青春期孤独

　　对于父母，留守儿童表现出的情绪是复杂的。在回顾留守生涯时，知乎用户“王莫良”说，当老师教到母亲姓名里的字，自己会兴奋地告诉同桌。

　　25岁的汪姗承认，别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自己完全没有这种特质。受留守生活影响，她不细致，也不贴心，不会表达，对人缺乏热情，不能很快与人熟络，总是给人冷漠的印象。

　　她6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她今年25岁，已婚。父母仍在广东，打工。

　　在留守儿童众多的湖南凤凰县山江镇，小学教师隆茂昌听到高年级女生诉苦：“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学，个别低年级住宿生还会尿床，班主任有时要帮忙洗被褥。家长寄回的生活费，老师要帮着去邮局领取并代为保管、记账，因此很多老师随身备着账本。

　　在镇上多年从事留守儿童公益工作的中学教师吴建辉，也听到学生向父母赌气地说：“你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

　　父母们缺席了这些孩子太多“长大”的细节。李雪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因为缺乏大人关心，自己以前都是用洗衣粉洗头，直到邻居注意到，教给她要用洗发水。

　　2016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发起过一次关于成长的问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月经初潮体验，得到了一些让人“恐惧、无助、无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个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说，第一次来月经是小学五年级，吓得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点纸塞住，第二天再去买创可贴止血。另一位女孩则回忆，第一次来月经时，恰好遇上母亲回家探亲。“我和妈妈之间关系很差，我第一次发现来月经后，也不想告诉她。但我没有卫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卫生巾盖住。

　　艾琳告诉记者，当妈妈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经的知识，她已经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这么回答。

　　她认为，在情感支撑方面，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家人的影响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从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而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第二位是母亲，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童高10.8个百分点。

　　张旭东认为，留守女童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种支持部分地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这可能是由于女生心理发育更早，情感更细腻敏感，更渴望人际沟通。

　　与陈菊见面时，该课题组的调研员明显感觉到她的拘谨不安。这个17岁的四川姑娘说话时小心翼翼，双手一直绞着衣服的下摆。每学期的家长会上，她对应的家长座位都是空的。

　　在中学军训期间，陈菊遇上了迄今最好的朋友，对方也曾是留守儿童。平日里跟妈妈吵架，她也会对好朋友倾诉。

　　最让陈菊感动的是，在她生日前一天，班里一个同学组织全班同学给她写了祝福语，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那是她第一次收到那样“用心”的礼物。爸爸妈妈在她生日的时候，只是拿点钱给她，让她自己买点什么。

　　对12岁的甘肃留守女童滕云来说，上学甚至比放假更有吸引力。

　　“我比较喜欢上学，班上有很多可以一起玩的同学。”她对到访的学者说，要是能让自己实现一个愿望的话，她希望把我家搬到一个地方，一个离班里好几个同学较近的地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访谈过一个眼睛受伤的留守女童。问她想不想治好眼睛，她回答说“不想”。原因是，如果眼睛没有治好，爸爸妈妈就会定期陪她去医院，如果治好了，爸妈就不会回来了。问她知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她表示听说过，“留守儿童就是孤儿，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了”。

　　习以为常

　　叶敬忠的同事贺聪志副教授调研时，见过一个女大学生。女孩说，母亲打工回来后，想和自己一起睡觉，但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哪怕挨打也不愿意。

　　贺聪志原本是去拜访这个女孩的外祖母，意外发现其外孙女是曾遭到猥亵的留守女童，而家人并不知情。

　　她与老人聊天时，看到那位外孙女不时叹气，欲言又止。私下一问，得知她被村里一个比自己外祖父还年长的老光棍儿猥亵过。“村里可能有很多这些故事，但是你问不出来。”

　　女孩对她平静地讲了很多事情。插秧、种花生、照看孩子，讲到害怕水里有虫又不得不下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她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贺聪志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联合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认为，基本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女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这种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识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她和同事调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让同事们“感到不适”的情况。比如，在一个祖母带着4个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孙女没有穿内裤，就被40多岁的男邻居推搡着玩——对孩子来说这是高风险的。

　　她强调，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在日常的环境下。

　　“女童保护”团队也指出，留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严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孙雪梅出离愤怒的是，几年前，湖南祁阳县一名12岁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宁夏银川的“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李剑宏记得，在防性侵课堂上，她抛给孩子们同一个问题——陌生人说给你买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识的城市孩子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而农村孩子却明显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这类课上，她从最简单的知识讲起，比如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区域不能让别人碰。她发现，同一堂课，对农村孩子的冲击比对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现场提问很活跃，农村孩子的课堂则非常安静，下面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下课后，孩子们围着她，她能感觉出来他们想跟她说话，但等来等去就是不开口。

　　告别时，农村孩子表现得依依不舍，会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城里的孩子则纷纷说“再见”。

　　“那些孩子需要我们，”李剑宏感慨，“在那种父母不在的环境下，有人关注她们，她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带给她们。”

　　“女童保护”志愿者也常常听到农村学校校长诉苦，学校留不住老师，主科的老师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给孩子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无能为力。

　　打破留守的循环

　　艾琳一直很羡慕那些跟长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跟父母谈各种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遭遇，她都会觉得难过，有时半夜都会哭醒。她说，父母后来眼界开阔了，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一些，自己也更加体谅他们。但是，那种伤害是不会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觉得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不是家庭。家庭只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更好的人类发展指向的是个体幸福。”她说。

　　她的理想之一是推动社会公平，她认为，这与自己幼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较大关系。

　　影响还反映到了她恋爱中的表现。“爱的缺失导致我对初恋的关爱极其渴求”，她特别害怕失去恋人。“他对我一点点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离开他。”她说，感情结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跟乏人爱护的留守经历关系很大。

　　关于未来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过冲突。他主张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抚养，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她知道留守的经历有多恐怖。

　　潘璐在调研中遇到过另一种极端，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曾是留守女童，初中就辍学成家生子。她对孩子表现得非常极端：自己每天跑到山下打牌跳舞。送孩子去医院治病，也只顾着自己玩手机不管孩子，说“治不好就算了”，完全把孩子当成负担。

　　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遗症，是缺乏安全感。有人这么形容：“就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对食物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缺爱、缺关心、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李雪承认，自己交男友的时候，心态是“终于有人爱了”。

　　她说，读大学以后遇到的人和事让她改变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恐怕改不了了。很多中学同学没有读大学，出门打工或做生意，这些人长大后大部分又会走到上一辈的老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用贺聪志的话形容，这叫“留守的循环”。今天的留守女童，结完婚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帮忙看孩子，很容易成为留守妇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结婚讲究“小三件”——车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岁的婆婆。有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来帮忙带孙子，成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

　　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见到一位做了母亲的前留守儿童，留在村里看孩子——这是极少的个例。但他不确定她能坚持多久。“确实很多孩子会说，我才不会让我孩子这样”，但很多人最终的选择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来，那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留守儿童问题很简单，就是农村为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你要是把留守儿童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放在经济建设的后面，那永远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现在，艾琳的期待是：“这种制造了留守儿童的经济模式最好能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经济模式，你也没法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去。这个才是原因。”

　　陆士桢认为，在越来越大的“风险社会”里，儿童作为面临最高风险性的群体，必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所受到的伤害也呈现出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的特点。母亲的发展状态对孩子有直接影响。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第一份以保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设计制度的国务院文件，全新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正在建立。

　　几个月后的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研讨会。在会上，民政部新设立的留守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林依帆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他说，国务院的这份意见梳理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责任。此前涉及留守儿童的表述叫“关爱服务和侧重服务”，这次明确表述为“关爱保护”。在文件起草和调研中，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心理关爱的问题，更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同样在这个研讨会上，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并不是确立一个责任单位，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背后是中国怎么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童，究竟是牺牲儿童的权益去发展经济，还是怎么样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平则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算，童年的时候每投入1元钱，成年以后将有7倍的收益，“对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轶男 胡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11月23日 11 版）

　　上一页1234下一页

　　祖孙三人晚饭后靠在后墙休息，孩子们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刘飞越/摄

　　留守的孩子一个人在炕上玩。刘飞越/摄

　　两位老人各自照看自己的孙子，孩子的父母都去新疆打工了，一年只回来一次。刘飞越/摄

　　卢佳雁把父亲告上了法庭，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回来陪过自己。

　　很难说这个小女孩儿的愿望是简单还是复杂。走上法庭的时候她7岁，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里留守了整整7年。她出生的第15天，父亲赵兵伟离开了，丢下句“要去找活”，从此再无音讯。诉诸法律几乎是她走出困境的最后一条路。

　　199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明确提出父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该“将儿童的最大利益视为主要关心的事”，儿童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成为早就立下的文明标尺。但现在，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与父母团聚还是一种奢望。

　　在卢佳雁长大的贵州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黑石头镇，像她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41名。在毕节，这个数字是26万。在全国，妇联曾经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测算，有6100多万名儿童在缺少父亲或者母亲的环境中成长，根据最新的留守儿童摸底情况，902万名16周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双方皆外出务工。

　　这些孩子以各种方式盼望着父母回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关爱留守儿童晚会上，来自江西的留守儿童在舞台上呼唤远方打工的父母。重庆渝北区教委曾组织全区的500名留守儿童代表给爸妈写信，希望他们不要加班，回家过年。湖北十堰市的一个9岁小男孩把呼唤登在了报纸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想你们！”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底由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在全国联合开展。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表示，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首先要着力解决监护缺失问题。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要依法予以训诫。

　　而在此之前，卢佳雁和家人就决定把她的父亲赵兵伟告上法庭。

　　消失的父母

　　开庭的日子定在2016年3月26日。

　　赵兵伟最终也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一如此前缺席了女儿的人生。法庭观众席也几乎空着。对于这个小镇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只不过是个阳光很好的普通冬日下午，要赶紧做点儿晾晒家事。

　　在人口不到5万的黑石头镇，一个孩子被父亲撇在了家里，这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有人走出大山开始，这个藏在云贵山区深处的小镇就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劳动力。截止到今年7月，根据镇政府的统计数字，镇上还有475户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缺少父亲或者母亲。

　　镇子的核心是一条街。整条街上的人都沾亲带故。那是繁华的所在，画着还珠格格的塑料盆和不锈钢锅碗从店铺的卷帘门里漫到了街上。牛车路过少数民族妇女的高高背篓，又被音乐震天的摩托车超过。

　　晚上，卷帘门拉下，街道显得有点空荡。老人抱着年幼的孙辈对着电视，青少年则三三两两聚在某处路灯光里。

　　手机的蓝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调研时，经常在乡村漆黑一片的夜晚看见这种蓝光。“到处都是这样玩手机的孩子”，离家的父母“觉得实在亏欠”，就会给他们买手机，而孩子也确实没有别的事可干。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很难弥补的。学校的教育是为了考试，一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都是由父母决定的。”从1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叶敬忠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会影响社会未来的稳定。”

　　叶敬忠的担心，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在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看来，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有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而且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可如今，向外流动的人潮冲散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丧失立足之地。

　　与外出务工父母的短暂分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项针对河南北部农村的问卷调查显示，26.2%的农民工一年或超过一年才回家一次，29.7%的在外务工者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通过手机等通信手段与家人联系一次。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情感淡化，“空心村”婚外恋呈现出增高的趋势。

　　农村闪婚的风俗正在蔓延，离婚率也在不断攀升。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离婚数量连续六年全国第一，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在中国农村，赵兵伟的离家出走并非个例。在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记者曾发现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而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失去母亲的131名在校生中，116人的母亲逃婚或者改嫁了。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报道，有相当数量的母亲曾遭遇家暴，甚至是被拐卖来的。也有逃离的母亲是“追求自我解放”，不愿意留在乡间受苦。“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有媒体评论。

　　失衡的童年

　　卢佳雁的母亲也曾感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到20岁就走出黑石头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深圳、北京，她干过服务生，也做过洗脚小妹。终于，赚到了梦想中的彩色电视机，和许多让人羡慕的物件。

　　2006年春节，29岁的她被连连逼问何时结婚，干脆赌气发誓，这一年一定会把自己嫁出去。安徽阜阳的小伙子赵兵伟就在这时出现在她面前。如今，她只记得那个男的“穿着风衣”，“笑起来很帅”。当年春节，两人在黑石头镇摆了几桌酒，算是结婚了。

　　谁也没想到，后来只是听说妻子生了个女孩，守在产房外的赵兵伟就表现得“不太高兴”。他拒绝探视，并从此消失。

　　赵兵伟离家之后，佳雁的母亲曾发了疯似的找了三天三夜。但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除了两人打工所在地和家乡的名字，什么都不知道。

　　“农村婚恋状况的变化严重影响儿童家庭环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指出，“孩子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在后来被媒体称为“无妈乡”的湖南黄荆乡，青山完小是“失母儿童”最多的学校，校长刘向阳说，他们学校的“失母儿童”最多的时候有83人。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是这些“失母儿童”的共性。

　　刘向阳曾对媒体称，这些孩子多数学习成绩不好，还有的孩子逃学、甚至破罐子破摔。

　　没有母亲，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面临巨大缺失。一项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作出的研究称，母亲外出会使儿童辍学的概率显著增加13.4%。

　　教育还只是父母离家后留下的缺口之一。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留下一个又一个空心的村庄。2012年5月6日，江西宜春一家5名留守儿童水塘溺水死亡，全村找不到一个年轻人施救。

　　2015年6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发现在之前一年，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就在调研报告发布前不久，人们在43名母亲出走的毕节市七星关区茨竹村的一幢三层小楼，发现了4兄妹农药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而3年前的冬天，也是七星关区，5名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对于4兄妹喝农药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孩子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

　　“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回家碰到一起就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孩子的姨奶奶潘玲曾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孩子的父亲张方其大约10年前开始出门打工，母亲渐渐有了外遇，双方的感情最终在2013年彻底破裂。孩子的母亲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4个孩子生活。

　　这个家庭并不贫苦。村民说这栋修于2012年的楼房“大概花了十几万元”。第一批采访的记者进入时，在厨房发现了几条腊肉，还有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堆着3麻袋玉米，“大概有1000来斤”。

　　但是，小洋楼里，几个孩子无依无靠。父亲打工整年不归，他们的母亲通过一个上网的老乡才得知家里的消息，“我觉得像是我家里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已经一年没有见过4个孩子了。上一次回家，她只停留了一天就离开了。

　　“这些娃娃的心里话都跟哪个说呢？那么多话还没说，那么小，就走了，都走了……”潘玲说。

　　停不下来的脚步

　　卢佳雁也有许多心里话，好久都没有跟人诉说了。爸爸出走没多久，妈妈也离开了家。在大部分时候，卢佳雁都和外婆一起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赵兵伟的出走，只是这个家庭开始失衡的第一步。没有了爸爸不仅意味着卢佳雁的童年生活缺少了支撑，更意味着这个家的经济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她妈妈不得不出去打工。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2015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1.6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卢佳雁所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据县政府干部介绍，这里的许多年轻父母婚后回乡，孩子足岁后又匆匆踏上打工之路。

　　如今，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市，201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首次降至3倍以下，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

　　从2011年开始，农民工总量持续回落。但是，目前，这些隐藏在数据里的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持续了30多年的人口流动大潮。卢佳雁的妈妈也被裹挟其中。

　　在任何城市，任何时间，妈妈都想着卢佳雁。但母女俩的实际交流并不算频繁。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女儿通电话。间隔有时一个月，有时是两三个月。

　　叶敬忠曾在河北、宁夏等地对留守孩子进行访谈。他发现，受访的孩子中88.2%只能通过打电话和父母联系，其中超过一半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超过六成的联系频率在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以上。

　　调查还显示，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近40年来，以经济快速发展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最弱小社会群体的儿童，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陆士桢说。

　　在邵阳县黄荆乡，有媒体探访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贵州毕节4兄妹农药中毒死亡后，人们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发现兄长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发后，4兄妹母亲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个担子挑上肩头的并不只有黑石头镇。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10月底，已有26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要求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发挥作用。

　　而在此之前，2013年，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工委5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包括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等。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 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 “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 “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 “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卢佳雁所处的毕节市，早在2012年5个孩子惨死垃圾箱的新闻发生后，每年就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贵州也在2014年4月由省教育厅和省妇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以毕节市素朴镇为例。根据媒体报道，镇上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在去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不得不连连保证“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毕节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么自嘲。

　　但这仍无法阻止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连续发生。“一些父母极不负责任，听说政府给钱养孩子，直接把孩子往这儿一领，说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愤愤地说。这位工作人员还见过许多父母，只负责每个月寄钱回家，“你说，不回家关心孩子，算不算履行了父母义务呢？”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张丹丹进入南方沿海某市一所男子监狱调研，发现仅在这所监狱中，不少服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很多地方把父母外出的孩子单独养了起来，政府做多了家长就会退却。政府应该提供条件，提供帮扶措施，保障家长依法履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说，“政府难以承担和应对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留守儿童这种工作对象是专业化多元化，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

　　艰难的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陌生的街市和黑石头镇的街道差别并不大。许多商铺还没开门，显得更加萧条。

　　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

　　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案件开始审理前，老章就料到这起案子有多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的法律人明白这道理。可是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他提出在法律上增设危害儿童安全罪。“道德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本质，所以要法律”。

　　2016年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发布了“留守儿童及其权益保护的公众认知与态度”的网络调查，其中94%认为“必要”和“非常必要”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

　　2015年两会期间，政协常委朱永新提交了《关于保障儿童亲子团聚权，根治留守儿童问题》的提案。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协调，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

　　“生活中大部分父母心里并没有儿童权利这个概念，也没有真正把儿童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在接受采访时，朱永新说。在他看来，监护人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大众的足够重视，当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责任，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且受到社会的谴责，同时应该及时更换监护人。

　　其实，相关的法律措施在国际上已经有先例。在美国，12岁以下幼儿独处，监护人将被以危害儿童安全罪起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详细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可以独处的时间。

　　“当父母侵犯儿童权益时候，国家有权干预家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乔东平说。

　　文明的标尺

　　在毕节市威宁县黑石头镇的民事法庭的国徽下，法官最后宣判，赵兵伟应一次性支付卢佳雁抚养费29851.25元。而原告则需要支付案件受理的费用，一共25元。

　　赵兵伟始终没有联系上。老章申请了民事案件的法院强制执行。作为被申请执行人，赵兵伟在“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即交付抚养费前，身份证名下的财产会被冻结，也无法顺利购买高铁票。

　　听到这个结果，卢佳雁母亲的泪水止不住流下。她“想起这几年受过的苦”，觉得感激，又有某种尘埃落定的感慨。

　　在当地政府的劝说下，卢佳雁的妈妈终于回到了县里，离孩子近一点儿。一份报告显示，黑石头镇政府“劝返”了50户外出务工人员，并为其中的40人找到了近处的工作。

　　但是，不是所有留守儿童都可以如此“幸运”。黑石头镇的另一户农家里，留守的姐弟也终于和母亲团聚。父亲的工资暂时能支持家庭支出，但母亲也表示，随着孩子长大，学费和生活费的支出都在增加，她不得不在这个春节后就返城。

　　在毕节在七星关区，一个新的工业园区已经落成，但是这片厂房整齐的园区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厂商无法开出能与沿海城市厂家比肩的诱人薪资。而市内大量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低的工人，厂商又不需要。

　　后来，正是在这个区，留守四兄妹深夜服农药身亡。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我们都说少年强，祖国强，这一代留守儿童从小没有感受到别人的关爱，也不知道怎么给予别人关爱，我们谈何国家的未来和祖国的希望？”林依帆说。

　　随着母亲的回归，卢佳雁终于尝到了被捧在手心宠爱的感觉。她翻看母亲过去的照片，连连称赞，还要扬着小手指挥母亲着装，抚摸着她发梢廉价的纤维头花。

　　母亲努力的平衡生计和女儿的需求。只是对于对于女儿生活的细节，她仍然陌生，甚至有些拘谨。

　　她记得孩子好像喜欢看《新闻联播》，小朋友则吐吐舌头表示动画片才是最爱。

　　至于孩子的教育，她除了叮嘱“好好学习”以外，也不能再给出其他意见了。“我自己小学毕业，不懂啊。”她连连摆手。

　　“我只希望她别像我。”她摸了摸女儿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