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处不胜寒
　　——中国农村剩男现象调查之三

　　2015年夏季的一天，豫中河口镇村民钱贵的母亲接到儿媳妇的长途电话：“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跟你儿子过了，我另找了人，要留在城里！”

　　钱母一下懵了。媳妇一向老实厚道，跟儿子结婚10年，已有一儿一女。这一年开春后，夫妻俩第一次去北京打工。“这才几个月呀，怎么突然就要扔下这么大个家呢？”

　　在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中，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用术语说，这叫‘悬垂家庭’，即夫妻没有离婚，也有孩子，但妻子在城市里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家人拿她们没办法。”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这是常见现象。

　　悬垂一段时间后，女方大多会选择离婚，重组家庭。中部地区一家市级法院曾对当地离婚诉讼情况进行统计，连续几年，由女方提出的诉讼占70%以上，而且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求离婚的。

　　钱贵也预感到自己的命运。这个今年已经32岁、带着两个“拖油瓶”的男人，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儿，加入到日益庞大的农村剩男队伍中。

　　剩女与剩男

　　“如果我不走，就要卷入无休止的相亲中，说不定就一辈子留在农村了”。大半年前，魏红薇从甘肃定西农村老家偷跑到了省会兰州，心里满满的都是独立和自由。

　　魏红薇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当迎宾，来来往往的客人几乎都会在进出时跟她聊几句，大多是“三个终极问题”：多大，哪来，结婚了没。

　　尽管城市让她有时候头晕目眩，但魏红薇与母亲那一代人不同了，她不只是来挣钱的，她希望留下来。一场与城里人的婚姻或许是她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

　　魏红薇的城市梦常会被大家嘲笑，“那么多白富美都还剩着呢，城里人怎么就能看得上你？”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近一倍，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

　　然而魏红薇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她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留在城里，而且在姐妹们的议论里，也不时听到成功的例子。

　　事实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9岁至65岁的人群中，城市男性结婚率始终高于农村；另一个数字是，同年龄段的城市女性未婚率高于城市男性。

　　虽然城市里未婚女性富余，但现实中农村男孩要靠一纸婚书留在城里，更像是天上掉馅饼。2013年，家住甘肃庆阳大山里的董超一度觉得馅饼掉在自己头上了。

　　那一年，董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自称父母是甘肃平凉的房地产老板，两人在网上聊得很投缘，私定了终身。虽然有点像做梦，但事情的进展却很真实。

　　当年10月，董超父母来到平凉订婚。双方父母也聊得很投机。女方父母还赠送了项链给董超母亲。从平凉回来，董超母亲十分骄傲地告诉乡亲们：“我家孩子娶媳妇进了城，不仅不要彩礼，还送了房子。”

　　1个月后，女方父亲打电话给董超的父亲，说房子装修好了，还差7万元，希望能支持一点。“当时我爸妈就想，反正也是为了两个孩子好，想都没想，就打过去了。”董超说。

　　可就在打卡过去的第二天，女方全家就人间蒸发了。董超这才醒悟，这是一场骗局。“没脸见人，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梦醒后，董超在外打工流浪了两年才敢回到村里。

　　“当前无论是诚市和乡村都存在‘婚姻贱农主义’倾向。农村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一直代表着落后、愚昧，农村人进城后，这种观念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认为，城市女性即便看不上城市条件不好的男性，也不会下嫁到边远农村，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的流行观念，也不符合年轻女性的价值取向。

　　“新农女”

　　马燕是村里最“潮”的姑娘。在兰州最繁华的西关十字，她是舞池里的公主。她习惯顶着厚厚的妆，把自己的陇东口音藏起来，除了不经意间偶然的暴露，很少有人能猜出她从哪儿来。

　　在这里，她是另一个自己。

　　短短20分钟，酒吧里跟马燕搭讪的男士就有3个。精致的装束下，没人发现，自称“莎莎”的马燕7年前才从大山里走出来。

　　在漂泊的日子里，她几乎干了所有能干的职业：服务员、美容技师、售货员、酒吧侍应，绝大多数都是城里姑娘觉得收入少、不体面的工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城市提供了太多的就业岗位，只要不挑剔，生存的机会比农村多得多。

　　在酒吧工作的日子里，马燕发现只要穿着得体，少说话，陌生人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尊重。她学会了化妆，学会了在网店买衣服，学会了普通话，还学会了抽烟。

　　7年里，马燕在城里换了5个男友，她说，如果找不到爱情，就追求能留在城里的婚姻吧。在走马灯式地换了多个男友以后，马燕还是觉得自己要找城里人，即便不是什么高帅富，自己孩子的命运或许能因此转折。

　　对于钱贵的妻子赵明明来说，城市的诱惑来得更急促。

　　在来北京之前，她只去过一次县城。钱贵家开了一家澡堂，他还有一手家传的厨艺，有时也会被村民请去做婚宴或丧事的厨师，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两个孩子上学后，经济吃紧，赵明明和钱贵决定一起外出打工。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钱贵在后厨，赵明明在前台做服务员。到京不久，赵明明就被餐厅一个男厨师看上了，这个来自河北保定的“城里人”，大胆地向赵明明示爱。

　　赵明明心乱了。钱贵是个老实人，但不爱交际，因为长期自我封闭，还养成了酗酒的毛病。相较钱贵的内向，保定厨师要活泛得多，而且有情趣、懂生活。经过几番挣扎，赵明明开始偷偷跟厨师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

　　钱贵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劝阻无效，怒而独自回到家中。从此赵明明便不再跟钱家人联系，过了两个月，赵明明给钱母打电话摊牌，称自己不再回家了。

　　其实在很多专家看来，像魏红薇、赵明明这样的90后“新农女”，她们大多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她们身上也少有体现，眼界的开阔和经济的独立，让她们更多选择了“个人本位”的生活态度。

　　中国一直有“向上婚”的传统，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农女”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社会地位，这种愿望变得更加普遍和强烈。“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她们有了更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可能。”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说，“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 道德观念淡薄， 开始追求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实惠婚姻’。”

　　剪刀差

　　“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马燕很喜欢哼唱这首在当地年轻人中传唱度很高的歌，她也迷上了城市里五光十色、如梦如幻的生活。现在，在拉面馆里，她会利索地跟伙计说：“二细，辣子多些。”犹如一个“老兰州”一样。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大半年的时间里，魏红薇也少了刚到城市的懵懂，多了一分坚持。进入腊月后，魏红薇已经多次接到家里的电话，让她回老家结婚。她并没有告诉家里，她在城里找了男朋友。她甚至决定，春节不回家。

　　对马燕和魏红薇这些90后来说，城市的生活就像一块吸铁石，满满的诱惑与新奇，她们不知道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公告，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她们更多的是爱上了在这里的感觉。

　　马燕说，网上买衣服，不管天南海北哪个城市，送到兰州也就一两天，可要送到老家的大山里，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很多快递公司最多也就送到县城。

　　然而，在城市待久了，“新农女”们就会明白，从农村通向城市的道路，需要决心、恒心，甚至是狠心。

　　梁丽丽的丈夫和她的父亲一般大。这个来自赣南的女孩在自己23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20岁的广东人。她说，自己可以少奋斗30年。

　　2012年，梁丽丽从江西来到东南沿海。她只要一说话，谁都知道她是个外来妹。“买个肥皂最好都要说当地话，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与这里的距离”。

　　为了融入当地，梁丽丽从粤语歌开始学，和粤语说得好的同事多聊天，慢慢克服了语言障碍。

　　可就算学会了说话，可漂泊感从未远离她。梁丽丽在朋友圈里写道：“这个城市没有草长莺飞的传说，它永远活在现实里面，快速的鼓点，匆忙的身影，我不知道我是谁。”

　　最终，一个机会给了她一个身份。

　　2013年，梁丽丽兼职给本地人打扫卫生，一次50元。因为打扫卫生时，家里要有人，打扫完毕，家里的男主人经常留梁丽丽一起吃晚饭。几次聊天后，梁丽丽才知道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妻子因车祸去世，如今孤身一人。“我觉得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关系，他需要人陪，我想要身份”。

　　当时，梁丽丽其实早已经和别人有了婚约，对方是个岁数相当的小伙儿。梁丽丽不是没挣扎过，可感情和虚荣填不满城乡间巨大的鸿沟，也替代不了身份后面那些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的福利。

　　尽管父亲觉得这样失信于人，极力反对，但梁丽丽最终还是毁了婚。这件事几乎遭到了全村人的谴责，但在跟家里大闹一场后，梁丽丽绝然地离开。

　　刘燕舞曾就城市与光棍的关系做过一个有趣的观察。他在山东青州调研时发现，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村庄，光棍始终是个位数，几个有残疾的男性村民也从偏远村庄娶到了媳妇；而离城区越远，村里的光棍数量也越多。“即便同个村庄也有差异，靠近公路的村组的光棍数量要明显少于其他村组”。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巨大的落差在婚姻市场上也形成剪刀差：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以上的人群中，农村男性未婚率始终高于城市；而45岁到49岁“铁杆剩男”年龄段的比例，城市是1.97%，农村是4.29%，高出1倍多。专家预测，2016年揭晓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这个剪刀差将会更加惊人。

　　落跑妻子

　　接到赵明明的电话，钱母立即去找媳妇娘家人，毕竟还有一双儿女，“大的9岁，小的7岁，乖巧得很，当娘的咋割舍得下？”

　　用孩子当筹码来拯救婚姻，这是许多悬垂家庭最后的手段，但结果大都无济于事。在赵明明沉默了几个月后，钱家已经绝望，放弃这个媳妇了。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 妇女应该是比男人更顾家的， 特别是更眷恋孩子， 但为什么我们的调查中高达87.5%的女性会不要孩子呢？”刘燕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反映了一个深刻变化，她们的家庭幸福观念已向个体幸福观念转变。”

　　母亲的离开有时有预兆，有时悄然无息。

　　在最小的孩子40天的时候，甘肃庆阳佛殿湾村村民张志文的妻子给孩子喂好奶，又给另外两个孩子买了点零食，然后将3个孩子关在窑洞里，出门后她给张志文打了个电话，“我去城里，不回来了”。

　　“我完全没想到老婆会跑，更没想过她会以那种方式离开。”张志文说，“她只带走了夏天的衣服。应该往南方去了。”张志文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最小的孩子在哭，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地上，吃着妈妈买给她们的零食。

　　在张志文以前的新房，全家福还挂在那儿。为了给张志文娶亲，父亲欠下了7万元债，好不容易去年还清了，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开始过安稳日子了，谁料祸从天降。

　　“老婆跑路在村里是常事，村里的拖油瓶有很多。”张志文说，“不敢带媳妇出去打工呀，就是出去了，也要盯紧点，怕媳妇跟别人跑了。”在他家族里同辈5个男青年，有4个老婆跑了。

　　跑出去一阵后，如果有了新对象，妻子们会回来办离婚。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在调研报告中写道：据在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离婚情况明显增多，特别是90年代以来， 离婚数量占到解放后50年离婚总数的近50%。在湖北省松滋市，2004年审理的714件离婚案件中， 女方起诉所占比例高达75%以上，起诉的女方中，有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离婚的。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就全国而言， 婚姻挤压风险主要由贫穷农村来承担。城乡流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婚姻问题和城乡梯度婚姻的形成。”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说。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查到的公开数据，由于同期群城镇男性的再次挤压，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15.03% 。

　　李树茁认为，城镇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带来的社会组织的变化，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网络的变化，都是有益于农村青年的经济家庭和社会地位。如果能把农村青年流动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权利均等化，服务均等化，对性别失衡问题是有帮助的。

　　在这位学者看来，如果农村人能享受到与城市相似或者相见的物质、医疗、教育、社保等，农村姑娘就不会如此急迫地要向城市里流动。

　　“‘兰漂’了这些年，一直也不知道跟谁较劲，也到了出走的时候了”。7年，攒了6万多元，26岁的马燕决定结婚，但不是在兰州，而是回到家乡的县城，在家里的张罗下，她也算是走出了大山，准备嫁给一个县城里的人。

　　梁丽丽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安定，2014年，她给丈夫生了儿子。“过一段，我想把爸妈和弟弟接来一起住，或者攒够了钱，在城里给他们买套房。”

　　出乎意料的是，钱贵的妻子赵明明在今年春节前突然回来了，原来那个保定厨师的实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他兑现不了承诺给我的城市生活。”赵明明说。

　　(主笔 刘世昕 本报记者 兰天鸣 何林璘 杨海 宣金学、向楠参与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责任编辑：格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