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准备托福考试，然后申请联合世界学院(UWC)，到国外去留学。”17岁的曹小静一边煮饭，一边告诉记者。她的父母来自安徽农村，过去很多年里，在上海四处游走，做些小生意。

　　几乎每天晚上，曹小静和她几十个同样命运的孩子都会聚集在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的一所小房子里，学英语、弹钢琴、读史作画，各得其所。这个叫“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小屋，装修得精致整洁，桔黄色的灯光充满一屋子的温暖，晚饭时间，会有人在厨房里做饭，这一切都努力营造着一种中产阶层家庭的氛围。

　　那些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们，一个个彬彬有礼、口齿伶俐、谈吐大方，言行举止一点不亚于那些有教养的城市家庭的子女，与他们在大上海最底层从事着各种艰苦劳动的父辈们看起来更是差别巨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困于父辈的户籍不能进入上海较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却又都不甘于被命运推进技校、职高等等培养劳工的机构，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有着超越自身阶层的生活理想。而“久牵”给这种理想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这是一家立志长久为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非盈利民间组织，“久牵”意为“长久牵手”。

　　2011年4月，久牵的学员，就读于职业高中的女生王新月打败国内高手如云的众多竞争者，成功获得UWC全额奖学金，开始了在UWC加拿大分院两年的求学生活。(UWC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学历的教育机构，它提倡在不同民族、文化、种族、宗教以及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间发展关系，增进理解；每年都会录取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优秀学生共同学习，学生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新月也成了孩子们最大的榜样。在这个教育资源整体向强势人群倾斜，向城市市民倾斜的年代，作为城市边沿人群的农民工，其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再生产现象，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普遍：父母是农民工，子女长大后大多只能去干一些等同或类似于农民工的工作，无从改变。久牵的努力，为这种残酷现实底色涂抹了一丝暖意。

　　“放牛班的孩子”在上海

　　“如果申请不上UWC的奖学金呢？”

　　“那我就好好准备中专升大专，然后读大学。”

　　“要是大学也考不上呢？”

　　“那就去工作，作为一个中专生，我相信凭自己的技能也可以活得很好。”

　　12月的一天夜里，记者造访了久牵活动中心，当我拿最残酷的命运安排来追问曹小静时，这个17岁的小女孩，满是淡定与自信，一点也没有沮丧，虽然她在大约5年多前，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明白并且一点一点遭遇了作为农民工子女在这个城市受到的排斥与委屈。

　　在我们谈话的间隙，久牵的另两个学员陆霞妹和唐灿兴冲冲地闯了进来，她们的摄影作品被教摄影课的志愿者老师装订成了精美的作品集。在这本作品集里，他们不少作品发表在上海当地的各家报纸上。久牵的专职老师高天翔告诉记者说，孩子们在绘画、音乐、摄影等课程上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有同学已经拿到声乐9级证书，有人拿到笛子4级证书。

　　久牵的服务对象主要是10~16岁的在沪农民工子女，主要内容是为他们免费开设音乐、美术、电脑、英语、写作、美学、摄影、诗歌鉴赏、历史、自然科学等等课程——这些课程往往因为民工子弟学校的条件限制或师资问题不能正常开设。老师主要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一批沪上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志愿支教团队，久牵的资助方之一摩根大通的很多白领也是志愿者。

　　此外，久牵还会不定期邀请作家、音乐家、律师、记者、学者、编导、医生等各界人士为孩子们做专题演讲。内部的各种事务则通过一套规则建设，比如图书管理、网站编辑、清洁值日、活动组织策划等等，都由孩子们自己主导，实现自我管理。

　　这一切努力的目的，正如创始人张轶超所言：要为那些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的民工子弟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要为那些因为贫困而无法发展其天赋的孩子提供一个属于他们的教育环境，培养他们成为有独立人格、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自信自强的现代公民。

　　久牵有一个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团，现在由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声乐教师专门志愿指导，这个合唱团每年都会组织两场专场音乐会，参与各种文艺演出，一方面为久牵筹措办学资金，扩大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在灯光与掌声中提升自信。合唱团每年还会组织一次别开生面的“回乡之旅”，每年选择学员所属的某个原籍省份，带领他们回到老家的村庄给乡亲们演出，按张轶超的话说，一方面让孩子们去认识自己的家乡，对照家乡与自己所处的城市之间的差异，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同时在乡村进行调研活动，锻炼孩子们的交往和调查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意识，这样，不管相比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久牵的孩子都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长久牵手的辛酸与坚定

　　久牵从事农民工子弟教育，到今天为止已经快10年，所取得的成就放诸整个国家，依然称得上是微不足道，但点滴成就背后却是异常艰辛的付出。10年前，创始人张轶超还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是家族里最高学历的拥有者，父母的骄傲。10年后，张轶超年仅35岁，鬓发已有些许斑白。他未婚，没什么财产，只有一辆为出行方便从朋友那里廉价购得的二手雪佛兰小汽车，手机是一款形似苹果的山寨低端机，面对物质生活的匮乏，父母的失望与压力，似有说不得的愁苦。但无论如何，他对记者表示，这个公益事业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相比那些专注于各自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来说，他显得太突兀。

　　本科学习文学、研究生学习哲学的张轶超对“生命”、“价值”之类的字眼尤为敏感。2001年，还是复旦大学《常识》报社主编的他，一开始只是出于调查的目的走访了杨浦周边的一些民工子弟学校，发现这些学校的落后与教学质量的低下之后，他开始组织同学和朋友出于爱心捐献书籍、文具、衣服、体育用品。

　　有一次，他把带来的一袋糖果分给孩子们，却引发他们为了糖果而互相厮打和哄抢、哭闹成一片，那个场面让他久久无法释怀，也开始想到将帮助的重心从募集实物转向教育。对于此事，张轶超感慨：就算拥有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标准的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他们的生活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坚信，这些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暂时的改变，而是优秀的教师和系统的教育。

　　于是，张轶超和朋友很快在校内拉起一支志愿者服务队，承担起复旦周边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英语、自然科学、电脑等科目的教学。一开始，人数众多的志愿者服务队积极性很高，可很快，他们就发现，在这些缺乏纪律的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自由散漫惯了，捣蛋鬼众多，上课秩序混乱，教学计划并不总是能得到很好执行。更要命的是，一个学期之后，家长向校方反映志愿者教学质量太差，孩子成绩普遍下降。原来，农民工子弟学校之间普遍存在抢生源的剧烈竞争，学校为了招生，考试很多都是走形式，动辄给学生90多分的成绩，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平时在学校英语成绩可以考90多分，而到一般公立学校，可能30分都考不到。

　　校方拒绝了志愿者继续执教的请求，张轶超等人决定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不过，不是所有农民工家庭都欢迎他们的这个中心，只有那些对子女教育较为积极和抱有期望的父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前来报名上课，而大部分不重视教育，下了课还要让孩子帮忙做各种家务，希望他们早早中小学毕业就可以去劳动市场糊口的父母，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到久牵来的。

　　研究生毕业以后，同伴们大部分都放弃了这些事，到现在，只有张轶超一个人还在坚持。如今，他一边在上海一家贵族学校当兼职教师，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一边辛苦支撑着久牵的整体运转。久牵如今在浦东区和杨浦区各有一个中心，只有3个固定带薪工作人员，学员90多人，涵盖从小学到中专、高职、技校不同年龄的孩子。为了维持这不算大的规模，张轶超每年需要辛苦募捐到50万元活动经费，目前主要来自摩根大通等外企的捐赠，民政、团委等政府部门以及一些企业和个人也会给一些。

　　张轶超也考虑过，多开几个中心，把久牵做大，但是鉴于资金筹措，管理等问题，一直没有太大进展。对于这种模式的可复制性，张轶超也很悲观，他说，在上海，旨在帮助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组织不算少，比如绿丝带、乐群、热爱家园等，一方面这让自己感到“吾道不孤”，一方面也存在资源整合不够的问题，并且不少公益组织只是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接触农民工子女，而不是进行长远教育，整体跳不开“献爱心”范畴。

　　弱势者改变命运有多难？

　　在一次演讲中，张轶超满怀热情地倡议：“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

　　不过，现实往往太残酷。王新月、曹小静、陆霞妹和唐灿这些孩子，从小生活在上海，又受到久牵较好的教育，资质都不差，但由于非上海户籍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注定他们无论多优秀，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质量比较差的公办中小学就读，读完初中后，再不能在上海的高中就读，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只能报考本地的中专、职校、技校。而回到原籍，就面临与父母分离，教材迥异的苦恼。

　　所有这些，逼得很多孩子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中专、职校、技校等这些在上海本地人看来属于末途的地方就学。“在这些学校，学生们多处于放养状态，只能无聊寻乐子和空虚度日。”曹小静说，她跟班里同学内心有很大隔阂。

　　相反，与他们资质相差无几的上海本地同学，则可以轻松就读条件好的公立学校，届时又借着上海高考招生方面的地方保护，以及各重点高校以综合素质取才的自主招生政策，踏入大学门槛。再相比各大城市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政策而言，虽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上海的政策无疑更严苛。在北京，外来人口至少还可以就读高中，而上海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种现实制度的不平等，对于张轶超“公平竞争”的呼吁是最残酷的打击。

　　退一步说，很多上海农民工子女，迫于成长环境的压力，选择在上海就读中专、技校和高职，在这个需要大量优秀技术工人的国家，也许不能算末途，如果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足够重视技术教育，尊重技术工人的话。但事实也远非如此。

　　长期研究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复旦大学政治学者熊易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政府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孩子推向技校、中专，更应该为他们拓宽向上流动的空间，这需要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譬如，建立更加完善的技工职级制度，保障级别较高的技工有望过上中产阶层水准的生活，让有潜力的年轻人乐意投身技工领域，而不是千军万马奔向高考这一独木桥。相比之下，高级技工在西方国家，甚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都是受人尊敬的体面职业，而在当下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对于这一切不公平，张轶超倒很淡然。他相信这种不公平应该会慢慢有所改善，而他更希望在不公平的现状之下，还能做些实事：比如久牵的孩子都能养成独立和创造的能力，人格健全，有更多像王新月一样的孩子能被国外好的学校接收深造，或者有好的企业愿意接收久牵的孩子去实习就业，等再过20年，这些学生都成长壮大起来，能够回馈社会，社会也更加进步，自己的公益事业也算有所成就。【责任编辑：格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