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学院历史系教授、考古专家张耀民
        
            ——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曰：“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孝武帝本纪第十二》曰：“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 唯有剑舄在棺焉。”  ，
    对于黄帝冢究竟在何地，历来似无异议。现笔者以史料为线索，简述如下看法，供史家指正。
    《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可见“桥山’，取山锐而高之义，绝非“沮水穿山而过，山乃如桥”。对《史记》“黄帝崩，葬桥山”刘宋裴马因的《史记集解》注云：“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云：《地理志》云：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针对上列记载，《元和志》云：“子午山一日桥山。”《明史》地理志亦云：“桥山，即子午岭。”《读史方舆纪要》57卷载：“桥山，亦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宁州东百里，即子午岭之别阜，岭北即真宁。”《汉书志》所云：“桥山在阳周南边。”又云：“真宁县、宁州东百里，西北至府城(庆阳府)二百里，汉上郡阳周地。隋改为罗川县，属宁州；唐天宝初，获玉真人像于此，因改为真宁。’《正宁县志》云：“清乾隆初，因避世宗胤祯讳，更名正宁县”。可见，黄帝冢所在的桥山，汉武帝“还祭黄帝冢桥山”的桥山，即今之“锐而高”并雄踞庆阳地区正宁、宁县、合水东部和华池县西部之南北长约300公里的子午岭；即今之子午岭南部(古云“阳周县桥山南”)的正宁境内。这是无可置疑的。此其一。
    据《史记》记载：子午岭上有“正南北相直”的秦直道。《读史方舆纪要》云：“雕翎，真宁县东五十里，绵延高耸，亦即子午山别阜矣，上有秦时直道。今有雕翎巡司，在县东百里。”《庆阳府志》亦云：“秦直道在罗川县东九十里。”《元和志》云：“在襄乐县(今宁县襄乐镇)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自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县志载在雕翎上，俗名圣人道，秦以天子为圣，故名。”经1989年考查证实，此道在子午岭分水岭上，由南向北行进，经庆阳地区境内长达290公里，至今遗址尚在。应该说，主峰上早就存在着一条小道，直道是在原有基础上修建的。(详见《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甘肃庆阳地区秦直道考察报告》一文)秦直道遗址证实，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秦始皇“巡陇西、北地(今宁县)，出鸡头，过回中”以及汉武帝“北巡朔方”等，皆经此道。汉武帝绝不会拐道二百里(《中部县志》云：“子午岭在县西二百里”)而去“还祭黄帝冢桥山”的。秦直道遗址更证实：《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桥山南有黄帝冢”以及《庆阳府志》云：“秦直道在罗川县东九十里”等记载是完全属实的。秦直道遗址证实了黄帝冢确实在罗川县东80里与罗川县东90里秦直道西侧，也绝不会在子午岭主峰东侧，距秦直道约二百里之“桥山东麓”，这也是无可置疑的。此其二。
    总而言之，阳周桥山南，秦直道西侧，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即黄帝冢之所在。笔者认为，今庆阳地区正宁县东部五顷原一带，具备黄帝冢所在的条件，理由如下：
    ①其地在“罗川县(今正宁县罗川乡东)东八十里子午山，与子午岭秦直道西侧约十里之间’。
    ②其地东北高而西南低，介于四郎河与支当河上游之间，虽经千年水土流失，仍不失为该地区“大而高”的原面之一；其地东为子午岭主峰，以雕翎关(或曰调令关)为子午岭最高峰，海拔1775米。
    ③相传黄帝乘龙仙游，至今其地与龙有关的地名尚有龙嘴子、龙头、龙凸村，龙湫等等，在五顷原北，还有一地名乔家原，据《万姓统谱》称：“黄帝葬桥山，子孙守冢，因为氏”；《通志•氏族略》：“乔氏即桥氏也。后周文帝为相，命桥氏去木，义取高远。”现此地与“桥”有关的地名尚有柴桥，南桥等。
    ④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在此地湫头滩，历代帝王祈雨之处，立“显圣庙碑’一通，碑文不仅记述了此地之“灵气”与“天帝”之阴德，还说“自唐三百年间，或京师悯雨，或甸服告灾，则必命王人乘驿骑，持锦伞。洁净瓶，挹其灵液归于内殿，天子乃洁诚精祷，为民请福’。因屡经“灵验”，所以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始封应圣侯”，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900年)“进封普济王”，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又“改封显圣王”，并重修庙貌，立碑，从而“使苍生受福，蔓同轩昊之年；鸿祚无疆，远过商周代”(碑文见《甘肃通志稿》)。又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在今正宁县罗川乡城西门外，立“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一通(现存正宁县博物馆)，碑文记述了“轩辕师广成于前，夏禹尊子高于后”等祈仙问道及唐玄宗幻梦与在此处获得石像27躯的故事，并建“宁州真宁县承天观”等胜迹后，指出“兹县踞罗川之上游，实彭原(即宁州)之属邑，气象葱蔚，原隰隐辚，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穑之事，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等等。其“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是确有其事，而“轩丘在望，乃有熊 得道之乡”，想来不会“专事修饰”之辞吧!这正与《括地志》指出“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是相符合的。
    ⑤明代以来，正宁人景清、庆阳人李梦阳以及强晟等人，都有与“桥山”或“黄帝冢”有关的诗作传世，如景清《题正宁县境》诗中就有“桥山唯有灵湫在，万代穹碑焕典章’；强晟的《桥山》诗中更有“轩辕何事厌尘寰，自昔乘龙去未还”及“争知仙驾游何处，犹说衣冠葬此山”等诗句。说明北宋以前这一带是有过诸如冢、庙、祠或“穹碑”存在的。自北宋末年至南宋、金，元，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派员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奠祀修陵”并“敢昭告于黄帝轩辕氏”的文中所说：“当有无失驭，天下纷纭，乃群雄大乱之秋”而已。故到明代，正宁县五顷原一带，只“唯有灵湫在”了。此其三。
    据1982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古迹概览》称：
 “轩辕庙在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东麓，相传始建于汉代，原在桥山西麓宋代迁建于此。”此处的“桥山西麓”，是指何在?宋代为何迁建？其实细读一下《明史》与明太祖建祀黄帝陵碑文，便知端倪。《明史•本纪第二》早曰“洪武三年，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明史•志第二十六》载：“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几七十有九，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凡三十有六，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岁祭用仲春、仲秋朔。于是遣使诣各陵致祭。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俾所在司守之。”“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所以，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遣中书管勾甘，敢昭告于黄帝轩辕氏”的碑文曰：
    “朕兴百神之祀，考君陵墓于此，然相去年岁极远；观经典所载，虽切慕于心，奈禀生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神圣，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修陵，圣灵不昧，其鉴纳焉!尚飨!”(见《陕西通志•艺文十一》现石碑存黄陵轩辕庙)这大概是今黄帝桥陵奠祀修陵之初，官家承认之始吧!此其四。
    诚然，今之“古轩辕黄帝桥陵”碑，系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立，1944年改中部县为黄陵县(见新版《辞海》。黄帝祠、庙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都曾有过，有的至今尚存，都据“黄帝崩，葬桥山”，但均未见力证。惟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有根有据，特为之论。笔者亦非常崇敬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也高度评价我中华民族尊祖的感情，无论在何时何地建祀轩辕黄帝祠庙，都是崇高的，无可非议的，“祭如在”嘛。但轩辕黄帝冢究竟在何处?弄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也不是没有必要的。特撰此文，以正视听。
    (本文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五期)
  

——再论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笔者《黄帝冢原址考一一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一文，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五期)发表后，已引起学术界与史家的关注。现再以史料为线索，再简述一些看法，供史家指正。
“黄帝冢’存在毋庸置疑
    或曰：黄帝年代久远，《史记》书其“葬桥山”，是否可信?其实司马迁的《史记》其所以从黄帝始，且书其葬处，就是因为黄帝以前“荒远难稽，不欲传疑于后世”；“黄帝之死有冢可据也”，这是历代史家较为一致的看法。何况，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做过汉武帝的太史令、中书令（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秘书)，且到处游历过。所以，他对汉武帝“还祭黄帝冢桥山”的记载是绝对无误的。这正如清代尚书张照在他的《史记目录考证》中所说：“顾迁之所以始黄帝者，盖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并托之黄帝，封禅书载帝语：‘我若得黄帝，视弃妻之如敞屣耳’。迁涯以据古史著黄帝事实，以言黄帝亦人耳，非能乘云驾风，长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独著黄帝之葬桥山。余并不书葬者，言黄帝之死有冢可据也”。(见《二十五史》《史记目条考证》)所以说：“黄帝崩，葬桥山”，是有冢可据，绝非谎言。
黄帝冢在阳周桥山
    《史记》“黄帝崩，葬桥山”的三大家注解已见前文，现再列举一些史载，以供鉴证(本文所引资料，除注明者外，皆出自《二十五史》1986年版)。在东汉班固编撰的《前汉书》中，亦详细记载了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祠黄帝于桥山”。东汉著作家应劭注曰：“在上郡阳周县有黄帝冢”。《前汉书•地理志》中，阳周(印后之罗川，今之正宁县)属上郡23县之一，并注云：“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峙”。而在属左冯翊24县之一的翟道(即后之中部，今之黄陵县)县下注曰：“莽曰涣’。可见，汉时桥山和黄帝冢都是在阳周县的，翟道县是没有桥山和黄帝冢的记载的。再看《魏书•地形志》载：“赵兴郡，真君二年置，领县五”，其中对阳周县注云：“阳周，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而“中部郡，领县四”。其中对中部县注云：“中部、姚兴置、魏因之’。再看《隋书•地理志》载：“北地郡，后魏置豳州，西魏改为宁州，大业初复曰豳州，统县六。”其中罗川县下注曰：“罗川，旧曰阳周。开皇中改焉。又西魏置显州，后周废。有桥山”。而“上郡，后魏置东秦州，后汉为北华州，西魏改为敷州，大业二年改为富城郡，后改为上郡，统县五”，其中在内部县下注云：“内部，旧置敷州及内部郡，开皇三年郡废，大业初州废。”可见，桥山仍在阳周县。《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了中部县、罗川县的沿革，曰：“坊州，隋上郡之内部县，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作牧富州，于此置马坊。武德二年分富州置坊州，以马坊为名。天宝元年改为中部，乾元元年复曰坊州。”又曰：“宁州，隋北地郡，义宁元年领定、罗川、襄乐、彭原、新平、三水六县。”“宁州，旧领县七；定安、隋县；彭原，隋县；贞宁，隋罗川县，天宝元年改为贞宁……”《新唐书•地理志》对中部县的注解增加了“州有铁，州郭无水，东北七里有上善泉，开成二年刺史张怡架水入城，以纾远汲，四年，刺史崔骈复增修之，民获其利，后思之为立祠”。对“真宁县”的注解增加了“大罗川有要册湫，天宝元年获玉真像二十七，因更名”。《宋史•地理志》只记载了坊州领中部、宜君二县；宁州领安定、襄乐、真宁三县外，再未作其他记载。以上唐、宋两朝的《地理志》虽未注明桥山和黄帝冢之所在，但北宋司马光主编、元人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一书，在记汉武帝北巡朔方，“上还，祭黄帝冢桥山”时，仍注曰：“应劭曰：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更可见，从汉至宋，桥山和黄帝冢，都是记载在汉之阳周、隋之罗川，唐之真宁，也即今之正宁县的；而汉之翟道，隋之内部、唐之中部，也即民国以来的黄陵，是从未见到任何有关桥山和黄帝冢的记载的。黄帝冢就是在阳周桥山，这个历史事实，难道还能置疑吗?
黄帝冢错位的由来
    黄帝冢既然在阳周桥山，即今正宁县东子午岭，那为何能错位到今黄陵县?这里有历史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请看史载：
   《金史•卷二十六•地理志》载：“坊州、中刺史，宋中部郡军事。户二万七百四十六，县二、镇一”。“中部(县)，有沮河、桥山、石堂山，洛水，蒲谷水。宜君(县)，有沮水，镇一，王华”。又载：“宁州、中刺史、宋彭原郡兴宁军节度。国初因之，皇统二年降为军，仍加西字，天德二年去西字为刺郡，户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县四，镇五。安定、本名定安，大定七年更，倚有洛水、九陵水：镇一，交城。定平，镇二：枣社，太昌。真宁，有午山、罗川水：镇二：要关、山河襄乐，有延川水。”从上列记载看，与前代地理志载最不同的一点是把“桥山”移了位。从来不见史载有桥山的中部县，却就地生出来个“桥山”。而万千年桥山所在地真宁县，却突然被换成了“午山”。此“午山”，古不见载，今不见名，也可能系“子午山”之误。俗话说：“朝代易换，山水难移。”居然能将山水移来移去，岂不笑话。辩之者或曰：“中部县西界即桥山，书之有何不可?”是的，中部系桥山东麓，书之有“桥山”也可以。但地理沿革向来要有个规范，不能沾上边的都写，那不是乱了套了吗?再则，“桥山”向来是与黄帝冢联系在一起的。“山锐而高曰桥也”，桥山因黄帝而得名。孰不知此一“桥山之变”，实乃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冢错位之源头也。
诚然，几乎与南宋同时的金人，是不祭祀“轩辕”的。据《金史。礼》载：“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祀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又曰：“金初无宗庙”。认为“前古代帝王廖落沓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故“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毫州，轩辕于坊州……”，“令学士院定撰祝文颁各处为常制敕命，依期降祝版而不请署”。可见，金代约150年间，对前代帝王祭祀，只是走走形式，对轩辕也不例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祭轩辕于坊州’，这也是第一次见于史载，是与其《地理志》所载“中部，有桥山”相配合的。桥山与黄帝冢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个见证，既移了桥山于中部，黄帝冢当然就在“坊州”了，这既“顺理成章”又能自圆其说，如此而已。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三点：一是虽祭“轩辕于坊州”，移桥山于中部，但未指出黄帝冢所在的具体地点，所以在明代，才有“考君陵墓于此”的话。二是据《前汉书•地理志》载：汉代曾在同属于上郡，与阳周县并列的肤施县(今延安一带)注云：“肤施，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黄帝祠，未指出在肤施县何方，该县虽与当时属左冯翊翟道县(即中部)相距较近，是否也有如“桥山之变”之嫌，存疑。三是据《新唐书。地理志》注云：“在中部东北七里上善泉，民为刺史张怡、崔骈立过祠”，是否误认，存疑。
至于元代，不祭祀轩辕诸帝，理所当然。所以《元史•祭祀志》只说：“今当循唐虞三代之典，唯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礼”。“令郡县通祀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但黄帝“以医师主之”，不以“人文初祖”对待。《地理志》亦只载州、县变革，不言地形地貌。
到了明代，在明太祖朱元璋“朕兴百神之祀”的旨意下，遣使访先代陵寝，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农，黄帝……凡三十有六”，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遣富勾甘前往中部“往修祀礼”。虽不知当时陕西行省对中部轩辕是 怎样“具图以进’的，但以今黄陵轩辕庙所存碑文(即明太祖《敢昭告于黄帝轩辕氏》的祭文)看，他是“考君陵墓于此’，并遣中书管勾甘前往“奠祀修陵”。可见，今之黄陵县城北桥山上的严黄帝冢”，最早修自此时，是不会错的(详见前文)。从此后，为与其祀礼等配套，《明史•地理志》立即改调曰：“中部，州(富州)南，北有桥山，亦曰子午岭，沮水出焉，西北有谷河及子午水，俱入于沮水，又东北有洛水。”同样，对真宁县的注解，既没桥山，又没黄帝冢，甚至连“正南北相直”的子午岭也搬来为“中部”县壮威。至于《清史稿•地理志》则将桥山移得更近，说是“城北桥山”。总之，可以这样说，今黄帝冢的错位，是始于金代，立于明代，而张之于清代而已。
迷雾终将过去
    自明代“考君陵墓于此”，并奠祀修陵于今黄陵县之后，祝文、颂祠接踵而去。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给立了“古轩辕黄帝桥陵”碑；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还将中部县改为黄陵县；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又列为国家一号古墓葬。这些，都在情理之中，充分显示了我中华民族尊祖的感情与美德，是无可非议的。
    求实，即实事求是，亦为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也应该指出，
在崇敬轩辕黄帝的同时，一些不实之词也应运而生。就以颇有影响的辞书为例，1915年出版，并经多次修改的《辞源》，在解释“桥山” 一词时说：“桥山，山名，在陕西黄陵县西北，有沮水穿山而过，山呈桥形，因以为名，也称子午山。相传上有黄帝墓。《史记•五帝记》‘黄帝崩，葬桥山’。正义引《括地志》：‘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1936年出版的《辞海》在注释“桥山”一词时说：“桥山，在陕西中部县西北，沮水穿山而过，山乃如桥，故名，亦曰子午山。上有黄帝冢，名曰桥陵。其脉绵亘于陕甘二省之界，为泾、洛二水之分水岭。南达富干，同官、北接横山之脉，世又以横山为桥山之北麓。”从上二辞书的注解看，编者心底不实，自相矛盾：
其一，一面说“桥山”是泾、洛二水，陕、甘两省的分水岭(这是正确的)， 一面又说地处桥山东麓，系洛河流域的“黄陵县城北桥山上有黄帝冢”，请问此“城北桥山’是怎样承担泾、洛与陕、甘两省的分水岭的?众所周知，桥山确是泾、洛二水，陕、甘分界的“分水岭”，但它在正宁县，印“阳周桥山”，其西为泾水流域，其东为洛水流域，其上有南北相直的秦直道。它是以雕翎为主峰的。其西麓90里为罗川县，其东麓200里为中部县，地形如此，焉能更改？
其二，一面说黄陵县“城北桥山”上有黄帝冢；一面又引证说“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这不是把黄帝冢说成两个了吗?那么，孰真孰假?
其三，山锐而高曰桥也。桥山者，以山锐而高得名，黄帝葬在桥山上，以示对轩辕黄帝的崇敬。而二辞书却丢却原义，置轩辕黄帝的威灵于不顾，生编硬造了个“穿山说”，即“沮水穿山而过，山呈桥形(或曰：山乃如桥)因以为名’。步其后尘，后来有人又来了个什么“穿洞说”。此种离奇之创，是失之疏忽，或是失之气节，明知故为，尚未可知。总之，此种做法实不足取。值得欣慰的是1979年的新版《辞海》，已去掉“穿山说”。但言犹在耳，何日能去?
    至于现今那些名胜词典、名胜概览、名胜指南之类，甚至《汉
语大辞典》等等，以“相传”为名，争相仿效。什么“黄帝手植柏”，什么“汉武帝将军柏’，甚至连在今陕西淳化县汉武帝的通天台也搬去助威。说什么汉武帝北巡朔方回来，曾筑台祈仙，驻跸挂甲，“至今树皮还有挂甲痕迹，柏液中出，似有断钉在内。”如此等等，实在使人难以置信。俗话说：过犹不及。水掺的多了，味道也就不那么酽了。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笔者坚信，迷雾终将过去，还黄帝冢本来面目的一天，终会到来。
    (原载《庆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二期)

 
——三论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轩辕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于午山，即今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原乡，笔者对此已在拙文前两论中作了阐述。为澄清事实，还黄帝冢本来面目，现再次以史料为线索，结合笔者实地考察，简述如下看法，供史家指正。

    《史记•秦本记第五》载：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正义》注-X-：“今富、绥等州也。魏前纳阴晋(秦更名宁秦，汉高祖更名华阴)，次纳同、丹二州，今纳上郡，而尽河西滨洛之地矣。”《史记•魏世家第十四》亦载此事。魏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史记正义》按：“丹、富、延、绥等州，北至固阳，并上郡地，魏筑长城界秦，自华州郑县以北，滨洛至庆州洛源县白於山，即东北至胜州固阳县，东至河西，上郡之地，尽入于秦”。这说明魏被秦打败后，魏将自己的黄河以西的上郡地(今陕北及其以北地区，甘肃省庆阳子午岭区)全给了秦，秦仍名上郡，设15县(具体县名至今尚难完全准确判定)。阳周县(?)即其中之一，这说是所谓秦置阳周县的由来。
    对秦阳周县地形、地物，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卷三，河水、奢延水条目下注云：“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时，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唯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此奢延水，《辞海》云：“因加沙急流，深浅不定，故又名无定河，在今陕西榆林县。”此走马水，据赵永复《水经注通检今译》云：“今陕西省绥德县南怀宁河”是也；由于《水经注》将桥山、阳周县、黄帝冢等都注移在今陕北子长县和子州县一带，后来的清《日下旧闻考》、《大清一统志》乃至《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等，都依法炮制，传谬不误。《大清一统志》云：“据《水经注》，古阳周在走马水北，应在今延安府安定县北界，真宁之阳周乃后魏侨置，非故县也，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辞源》云：“阳周，县名，秦置，属上郡，东汉废，元至清为安定县，故城在今陕西子长县北，又后魏尝侨置阳周县，在今甘肃正宁。参阅《嘉庆一统志)233、234页延安府古镇。”《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与《辞源》同样的注解后，还特别加了“按诸书多以甘肃正宁县为古阳周地，不知正宁乃后魏侨置之阳周县，非秦汉之阳周也，清一统志已辨之”的按语。其实，无论侨置与否，桥山黄帝冢是不会随之移位的，这就是以后所谓的“上郡桥山”、“上郡阳周”，“两个桥山’、“两个阳周”，抑或大、小桥山等说立论的由来。
     细思之，上列所谓“秦阳周”诸论，不仅不符合地理实际，且湮没了黄帝冢原址的真正所在，为黄帝冢的移位创了首例，开了方便之门。
    ①“黄帝崩，葬轿山”，桥山，亦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辞源》云：“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相当，即谓之子午。”古代以“子为北，午为南”，桥山即“正南北相直”之子午山，此山在今甘肃省正宁县东区。”而《水经注》所说的“阳周县故城南桥山”，即今陕北的“东西曰横”的横山，其西部曰於山。主峰在今陕北横山县南，东西绵亘千里，即就是广而言之，此地也只是“桥山北麓，世称横山”而已。显而已见，桥山与横山，名不同，形不同，地也不同。《水经注》等将桥山移位，是不符合地理实际的。
    ②蒙恬赐死不在所谓“秦阳周’，而恰在“汉阳周”，即今之正宁县境，只要细读一下《史记•六国年表》，便知是或非。《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云：“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除者，修治也；除道者，修整道路也，直通者，“正南北相直”的通达道路也，笔者注)。《史记•六国年表第三》中，在秦始皇年表内云：“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又云：“三十七，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可见，蒙恬在其被赐死的前两年间，是在“正南北相直”的子午山上“堑山湮谷”，整修直道，此直道自云阳(即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通过今子午岭分水岭上，由南向北行进，经今甘肃庆阳地区达290多公里，抵达九原(今宁夏盐池县境)，工程浩大宏伟，至今遗址尚在。此直道是蒙恬死后才抵达九原的。难怪今宁县袁家寺村有扶苏墓冢，正宁县蒙家洼村有蒙恬墓冢，二冢遗址尚在。而《水经注》则把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将三十万。西北取戌四十四县，筑长城河上”误为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且说二世赐蒙恬死于所谓“秦阳周”，使蒙恬早死了五年。由此看来，所谓“阳周县城南桥山，山上有黄帝冢’云云，能相信吗?
    当然，《水经注》被后人添进去的“注”太多了，现在看来，所谓“秦阳周”的地物，纯属《前汉书•地理志》所载“阳周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误置”而已。或曰，今绥德有扶苏、蒙恬墓，将何以解释?现抄录于1990年11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彭曦教授所著《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的一段，以鉴真伪，也为《水经注》所说作个注脚。该书云：“在绥德……有意义的是我们参观当地古迹扶苏墓和蒙恬墓时，发现这个‘扶苏墓’实在可疑，因为墓冢有清晰的夯层，夯层中我们看到夹杂着大量板瓦、筒瓦瓦片……这里无疑曾是一个烽燧。蒙恬墓(在绥德城西大理河川)，亦有夯层，我们行经甘、宁、陕、蒙四省区考察中，沿途听到不少有关扶苏、蒙恬的传说故事。至绥德则传说更多，亦极感人。足见长城两千多年间，他们的影响不衰，后人怀念，或以烽燧附合墓葬，是可以理解的。”彭教授的考察是符合史载的，因为当时扶苏、蒙恬被赐死，并不在此地区，而是在今甘肃宁县、正宁地区，历来人们总以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筑长城是其浩大工程，其实，这不全面。秦始皇立帝后，第二年就“命民日黔首”。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第三年至第七年，就“治驰道”，“道南郡入”，“道上党入”，“道上郡入”，“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道九原入”等等。工程远远超过“筑长城河上”，这也是秦始皇的高明之处。蒙恬正是在这近10年间，为秦帝国 出了大力，那种以为蒙恬只筑长城的历史偏见，是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总之，上列《史记》史载表明，蒙恬死前是在今宁县、正宁县东子午山区整修直道(即在汉置阳周县地)，缘何能被赐死在陕西安定县北界，即所谓的“秦阳周”地呢?怪哉!
    ③《史记》载：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汉武帝“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  以及《史记》作者司马迁也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的最后“太史公曰”中说：“余尝西至空桐”。这些自云阳(即甘泉)出，经直道，过阳周城(印今正宁县罗川乡北35里)而去陇西、北地(今宁县)，登空桐鸡头山(今镇原县开边乡鸡头山。《史记正义》按：原州平高县西百里，有笄头山，黄帝鸡山之所在也。)然后，“返至甘泉”的活动，皆在今甘肃庆阳地区及其附近地区一带。而《水经注》等却把真正的古阳周城，移置到今陕西省子长县(宋为安定堡、元为安定县)北。《嘉庆统一志》云：“阳周故城，在安定县北九十里。”二者相距近千里之遥，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这是将汉属上郡的襄洛县(今宁县襄乐镇，在今正宁县北)的奢延川、奢延水，误以为是汉上郡奢延县的奢延泽而造成的。
④汉上郡阳周县就是今正宁县。我们姑且不论秦分天下为36郡后，是否在上郡置阳周县，只从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乃还甘泉，类祠太一’的汉时说起。
    《前汉书•地理志》载，以肤施为上郡郡治的汉上郡，有肤施、独乐、阳周、襄洛、奢延、龟兹、定阳、高奴、望松、直都等23县，其中的独乐、阳周、白土，襄乐等县，均在子午山及其西侧，所以，《后汉书•郡国志》中，“按凡《前汉书•地理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凡县名先出者，郡所置也”的原则，将这些前汉属上郡，县在子午山区及其西侧的县，均划属凉州北地郡。而属前汉的上郡、西河郡、五原郡等，则统归于并州。在《魏书•地形志》中，阳周县属豳州(今宁县城)的赵兴郡，并在阳周下注云：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同属豳州的还有襄乐郡、西北地郡。其中襄乐郡(魏孝文帝改“洛”为“乐”)领襄乐、肤施二县。在襄乐县下注曰：“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在肤施县下注云：“二汉属上郡，晋罢后复属，有五龙山，黄帝祠”。这充分说明肤施县亦在于午山区或东麓，与襄乐县是相连的。笔者怀疑此黄帝祠是否坊州轩辕庙的前身，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隋书•地理志》中，在属北地郡的罗川县下注云：“旧曰阳周，开皇中改焉。又西魏置显州，后周废，有桥山。”在同属北地郡的襄乐县下注云：“后魏置襄乐郡，后周废，又西魏置燕州，后周废。又有子午山。”唐武德元年，改北地郡为宁州，领罗川(真宁)、襄乐等六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宁州桥山”之由来。
    综观以上志载，没有一字说阳周县不是今子午山西麓之正宁县；更无一宇说阳周县就是今陕西子长县北的“阳周故城”。史载如此，焉能随意更改。但《大清一统志•庆阳府志》却说：“唐宋诸志皆以真宁为即古阳周，桥山，黄帝陵均在县境。然以地理考之，真宁在于午山西，其东北(应为东，笔者注)为中部县，乃汉翟道县，属左冯翊。又北为汉直路县，属北地郡，又在北至富州，始为汉上郡境，阳周既属上郡，不应跨上郡越重山而在真宁县也。’试问，阳周北与襄乐临县，西南与独乐为邻，三者均属秦，汉上郡地，独阳周不是汉上郡地，岂不怪哉!说穿了，无非是黄帝冢的所在地，乃明清敕令，谁敢不从。如此而已，岂容他哉!
    其实，在《读史方舆纪要》卷57中，对此问题已有了较为符合实际的阐述，此书在真宁县条目下注云：“阳周城，县北三十五里，本秦县，属上郡，始皇死，胡亥矫诏赐蒙恬死，恬不肯死，使者以属吏，系之阳周。《史记》陈余与章邯书蒙恬为秦将，北逐匈奴，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是也。汉亦为阳周县。后汉废，后魏复置阳周县，太平真君二年，置赵兴郡治焉。西魏又置显州于此。后周、州县俱废。隋开皇中，并入罗川县。《唐史》：会昌以后，回鹘败散，乾符二年，其余众始还至罗川，遗使贡献。此罗川盖塞外回鹘旧地，胡氏(胡三省)以为即阳周，误也。”
    ⑤《水经注》等造成的混乱，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史记》三家注的统一性。即只承认前一注：“黄帝冢在上郡桥山”；搅乱第二注：“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公开否认一注：“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从而掩盖了黄帝冢原址的真实所在一一“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且为后来“有桥山即有黄帝陵…”，“有黄帝(轩辕)庙也随之有桥山、有黄帝陵”等开了方便之门。近几年，就有人步《水经注》等的后尘，说什么黄帝陵在“阳周郡桥山(今黄陵桥山)”，此“阳周郡”不知出自何朝、何代、何典?亦有人对持不同见解者，斥之为“大草率、太荒唐、太不负责任了!”说什么“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还是和中华民族历史开玩笑!”。笔者是否也被列为“荒唐”之列?不免也有点“后怕”。(引文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历代名人祭黄陵》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的《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两书)
     纵观之，黄帝冢原址其所以能湮没2100多年，其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历史上出现了诸如《水经注》等的失误或人为干扰而造成的。
 

 

    中部县(即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桥陵，宋以前未见正史记载。宋以后，《金史•地理志》只载“中部，有桥山”，在其《金史•礼》中，有祭“轩辕于坊州’的话；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令郡县通祀三皇”，即伏羲、神农、轩辕黄帝，但轩辕黄帝，“以医师主之”，不以“人文初祖”对待。到了明代，在明太祖朱元璋“朕兴百神之祀”的旨意下，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命各行省“具图以进”，洪武四年，“考君陵墓于此”并遣中书管勾甘前往中部“奠祀修陵”。此举，在《明史•志第二十六》中记载的甚为详细。中部县轩辕庙中亦有明太祖的“祭文”碑为证。从此之后，中部县黄帝陵始为官方承认，从而传之于世。上为《二十五史》的正史记载。
    又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大平寰宇记》卷35，在坊州中部县下注云：“唐大历七年塘代宗，公元772年)置庙，开宝二年(宋太祖，公元969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大清一统志》引成书于宋真宗(公元998—1022年)年间王钦若、杨忆等编的《册府元龟》中亦云：“唐大历五年，富州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又见庆阳府真宁县”。《大明一统志》卷36，在延安府陵墓门内的桥陵条内记：“桥陵在中部县治北，世传轩辕黄帝生坊州，后葬衣冠于此。本朝载在祀典。”《大清一统志》卷195载：“陵墓，上古黄帝陵。在中部县西北桥山上。《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但又在卷203庆阳府“阳周故城”条目下载：“唐宋诸志皆以真宁为古阳周，桥山，黄帝陵俱在县境。然以地理考之……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即今之走马水北，陕西省子长县的‘古阳周’。上为“正史”之外的志书记载。
    为澄清事实，探本寻源，辨明历代相互矛盾的记载，还黄帝冢的本来面目，笔者怀着崇敬轩辕黄帝的心情，于1993年11月13日，去今陕西省黄陵县，拜谒了“黄帝陵“及“轩辕庙”，抄记了轩辕庙碑廊中的有关碑文，购得了现今宣传黄陵的众多资料与论著。并有幸会见了黄陵县黄帝研究会、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承蒙热情介绍并签名留念，甚为欣然。
    现存黄陵轩辕庙碑廊中，民国以前的碑石共45通，其中民国1、清29、明13，元1、宋1。碑文大多以“御制祝文”为名义的颂祝碑，唯一可以对今“黄帝陵”作见证的明太祖朱元璋“祭文碑”，“这是保存在轩辕庙碑廊里最早最完整的一通碑石祭文”，“这篇御制祝文，至今还保存在轩辕庙的碑亭里”。(引文见陕西《中华文化》第一期及《历代名人祭黄陵》一书)可惜，在笔者考察时，此碑已不知去向。笔者也同时发现，原在“黄帝陵”旁，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古轩辕黄帝桥陵”碑，亦不知去向。但却增挂了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三月所造的“龙兴寺”铁钟。为什么?不能不使人为之深思。
    今存碑廊最早的两通碑，一通为宋仁宗嘉祜六年以后(公元1061年)立石；一通为元代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当地保生宫(药王庙)知宫惠恩仁等立石。两通石碑皆为栽种与保护当地柏树林的“护林檄文”，宋碑可能是“林户”所立，因碑石沙化，文字多以剥落或被人为抠划。其碑文首段为“知坊州王扬庭奏：伏睹先天记具载：圣祖天尊大帝(?)(即玉皇大帝)再降为轩辕帝，按《图经》有桥陵(?)黄帝葬衣冠处及唐大历中置庙之州北桥山下，开宝(宋大祖年号)(以下已无法辨认)。元代碑文开头即为(延)安路中部县主持道人XXX为状告本县东保生宫(着火，焚毁)轩辕黄帝殿宇一处，并北山桥坡(原文如此)一所”。读此二碑文，明白了中部县黄帝陵其所以“世称桥陵”的由来，也明白了轩辕黄帝庙原只是保生宫中的一个殿宇。证实了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陕西行省“具图以进”和明太祖朱元璋“考君陵墓于此”的依据。现存碑廊中，明以来的几通碑文，对此复述的更为清楚。如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刘仕所撰写的《黄帝庙除免税粮记》碑文说：“黄帝庙旧址，在北城外桥山之西麓，然地势甚隘，弗便于尊崇，乃移于桥山之东，则保生宫火烬之余’基也。”(按此文看来，则黄帝庙迁至今址，当在保生宫失火之后，而不是“宋开宝中敕移于兹”)；又如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新上任的中部知县窦如芳，在《轩辕庙重修记》中也说：“臣甫莅任，遂拜帝陵于桥山顶上，既而从陵东下，有帝庙，臣步谒之，仰瞻庙貌夷圮几许，臣为之侧然。臣因周视古碑，知帝庙始肇桥山之北，宋开宝中敕移于兹。”这些碑记证明中部县的黄帝庙最早始置于唐大历年间，而黄帝桥陵，就如某些人所说的则是随黄帝庙的兴建，而“确定”了黄帝陵的所在地(此说见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的《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第41页)。人们不禁要问：中部轩辕庙既是宋开宝中敕令从桥山西麓(一曰北)迁至桥山东麓现址，那么庙可移，而黄帝陵是怎样“敕移”的?如果说黄帝陵就在今址未动，那么现中部县这个“桥山’，连东、西、北麓加起来，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这怎么能称之为“桥山’’呢?更不用说称之为“子午山”了。这样看来，中部县所谓的“黄帝陵”根本就不存在。硬要说黄帝冢原址在中部县这个“桥山”上，且‘‘凿凿有据”(引文见《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一书)那怎能自圆其说呢?
    笔者在抄记碑文时，意外地发现了元碑上的“并北山桥堎的“堎”字，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陵”字。陵者，大阜也因《国语•齐语》中有“陵子为终，以为葬地’的话，以“陵”代了“冢”。所以，《水经注》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一般认为，称“桥陵”者，高大的冢或桥山之陵地。唐睿宗李旦葬地、中部县黄帝陵，都称“桥陵”，即此义也。可“堎”字，则与“陵”音同字不同。陵、坡音同字义也相同，是高、峭、险之义，不合“冢”的意思。元碑上的“桥堎”，明显地指明了一处所，地方名，而不是黄帝陵墓。且“堎”，多用于地名，如我国江西新余县就有个长堎坡。这可能是人们将桥堎误以为“桥陵”的根由，是“世称桥陵”的来源。当然，把“堎”误为“陵”，或把“陵”误为“堎”，这都是有之的，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原在中部县黄帝陵前的“古轩辕黄帝桥陵”碑，最近不仅“不翼而飞”去，而且连某研究会的用语也被抛弃了。但这次抛弃的不是“陵”字，而是“桥”字，“古轩辕黄帝桥陵”，摇身一变，成了“古轩辕黄帝陵”，并说是为了某种需要。由此看来，“桥陵’一词，也是值得研究的。
    其实，上列“宋碑”碑文与《大平寰宇记》、《册府元龟》所载，也是值得商榷的。说中部县轩辕庙始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北宋时迁移今址云云，或许有之。因为“祭如在”嘛!对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凡属子孙者，都有权设坛置庙祭祀，无须劳驾“圣上”，此是常理，但若说“坊州有轩辕黄帝陵”，则不见有充分根据，真令人难以苟同。请看：
    ①《史记》三家注，其中两家在唐代，且在唐代宗之前，其中《史记正义》成书于唐代宗的爷爷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公元736年)，书的作者为“诸王侍读宣仪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此书对“黄帝崩、葬桥山’注云：“《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按：阳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并引用《列仙传》的话，“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此《史记正义》，对黄帝冢的所在地，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再则，《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的主编者，乃魏王李泰，他是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少善属文”，唐太宗很器重，“别置文学馆”，让他主编《括地志》，他曾任过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富州大都督(《旧唐书•太宗诸子传》)，来往于秦直道上(即今子午岭上)，对黄帝冢的所在地，是最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在《括地志》中注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官修的“正义” 问世尚不到二三十年，而唐代宗竟能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数典忘祖”，同意“坊州有轩辕黄帝陵”，可信吗?
    ②《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中部轩辕庙“宋碑”，唐大历年间，在坊州州北请置“黄帝庙”，说法一致。而坊州是否有黄帝陵的说法不尽相同。《太平寰宇记》说：桥山，按《山海经》云，其山下水流通故曰桥山。又《史记》云，黄帝葬于其山，今陵冢尚在。唐大历七年置庙，开宝二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这只说庙在“州西二里”，而陵冢与桥山，只引证志书记载。比《太平寰宇记》晚近百年的中部轩辕庙“宋碑”说：“知州王扬庭奏，伏睹先天记具载，圣祖天尊大帝，再降为轩辕黄帝，按《图经》有桥 (陵)黄帝葬衣冠处”，可见对黄帝陵有无，只是从方舆的《图经》所得，非实地所有、所见。说的比较肯定的要算《册府元龟》了，但也仅为“富州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的“奏请置庙”而已。仍未指明“陵”在何方何地。先就其成书或立石年代看，《太平寰宇记》等比之《史记集解》、《括地志》、《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晚了600多年。就以成书较晚的《史记正义》(唐玄宗时成书)而论，《太平寰宇记》比之晚250年；《册府元龟》比之晚近300年；中部县轩辕庙中的“宋碑”，比之晚了350多年。再从其记载看，且不说对桥山，黄帝冢的记载准确与否，就连唐大历年间的地理、方镇、职官沿革，《太平寰宇记》等，也未弄清。现只以《册府元龟》为例。《册府元龟》云“唐大历五年；富州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若将此载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一对照，就破绽毕露。《新唐书•方镇志》载，唐初，改郡为州，州官称“刺史”，其中富、坊二州早在唐高祖李渊立帝第二年(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就分而置之，即富州、坊州。但到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置分彬宁节度使，领彬、宁、庆、泾、原、富、坊、丹、延等九州。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又分置渭北富坊节度使，并领丹、延二州，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以后，渭北富坊节度使，增领绥州。以丹、延二州别置都团练使，治延州。此置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以后，才有所变更，而《册府元龟》将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时的“渭北富坊节度使”说成“富州节度使”，这既不同于唐肃宗以前的“富州刺史”，又不同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渭北富坊节度使”，两者皆不符合当时
的历史现实。这怎能使人相信其记载的真实性呢?当然后来有人改“富州节度使”为“富坊节度使”，这也和“阳周郡桥山(今黄陵桥山)”一样，欲盖弥彰，徒劳而已。足见，所谓“坊州有轩辕黄帝陵”的所谓“奏请”，实乃300年后的“奏请”而已，其准确性是靠不住的。
    ③《册府元龟》说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那此“坊州”是指何地?如果说是指唐置的坊州，那此坊州，据《延安府志》云：“坊州城，在中部县西南十里。”这样，今之黄帝陵当不在现址。对现在的“黄帝庙”，只能说不是真的。《中国名胜古迹概览》称：“轩辕庙始建于汉代，原在桥山西麓，宋代迁建于此。”而陵在何地未说。如果按《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的说法：“由于兴建了黄帝庙，确定了黄帝陵的所在地”，“陵是随庙之兴建而肯定”，那么，“始建于汉代”的黄帝陵，当在今黄陵县西北四十里的翟道城(汉建翟道县于此)北，那今之黄帝陵更是虚假无疑的了。现在又有人说：“翟道城，即今黄陵”，城“周围方圆二十里”。(《历代名人祭黄陵》)《读史方舆纪要》载：“翟道城，县西北四十里，汉县治此。后汉省，后魏置翟道县，属中部郡，后周废。”《太平寰宇记》云：“翟道县故城，周二里，有余址存。”今之《陕西省地理沿革》一书中，在黄陵县条目下亦云：“翟道故城，今县西北四十里，西汉设县。”《太平寰宇记》云：“周二里，有余址存。”无怪乎《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说：“黄帝陵墓是一个难解之谜”，
并说：“黄帝的葬地本来就是一个传说，考证在某地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也很难考证”。可见，连他们自己也心中无底，但都硬要说“黄帝陵在陕西中部县”，且“凿凿有据”。
    至于当今那些宣传中部县黄帝陵(请注意，现已不称为“桥陵”)的“杰作”，则纷乱如麻。说什么“我们认为陕西说，既尊重了历史(什么历史?)，又维护了现实”；“关于黄帝陵的位置，还是尊重约定俗成(既如此，要那么多“研究会’干啥?是否专为维护一家之言而设?)之说为好(见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的《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第30页)。他们不是以史为据。现只举一二例，看一看某研究会执行会长是怎样“与中华民族历史开玩笑”的。“一日，秦始皇登上鸡头山(又名崆峒山)见上有一座用巨石修筑的黄帝祠”。“汉武帝从他的军事指挥所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出发，沿秦直道北上……为了节省时间，汉武帝率领的大军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从延安以南直插富州、坊州、路过阳周郡(?)桥山(今黄陵桥山)，武帝见桥山之巅有座高大雄伟的土冢，他下车看时见一石碑，上书‘古轩辕黄帝桥陵’(请读者注意：此清乾隆时的石碑，现已‘飞回’到公元前100多年前。笔者)几个大字……说着就下令停止行军，修筑‘祈仙台’。武帝命令士兵一人一担土，一夜之间在桥山之巅，黄陵墓(笔者按：今陵高3.6米、周长48米)的对面，修起了一座九转祈仙台，即现在的‘汉武仙台 ’(见《历代名人祭黄陵》)。”笔者曾请教此书作者，“现在黄帝陵所在的小山包，能站下18万大军吗?”他回答说：“当然，一人一担土，笼、筐在那儿找去，每人用箭、剑挖一下，用衣襟包一点土，却是真的!”同样，此书作者不知根据何载，说司马迁曾在今黄陵实地考察过黄帝冢，说什么“司马迁出长安，一不坐轿，二不带随从，只身乘马，长途跋涉，沿秦直道北上，来到翟进城(今黄陵)桥山一带  (笔者按：沿秦直道北上，是怎么也走不到今黄陵县的，何况翟道城在今黄陵城西北40里) ，他没有惊动官府，也没打扰百姓，更未暴露自己身份。独身一人四处奔走，观察地形，访问老人，查看史料，抄写碑文，还吃了一顽童拿来的两个馍馍。“在翟道城周围方圆20里(?)整整考察了40多天(?)”。“从此，司马迁写出《史记》第一次肯定了‘黄帝崩、葬桥山’的伟大历史考证，黄帝陵始得传名于世。司马迁这次考察后，地方官员就创建了‘轩辕庙’，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前八世纪中)(原文如此，笔者注)，正式建庙后于城北北桥山西麓。宋大祖开宝五年，又把庙移到东山麓，这就是现在的‘轩辕庙’址。”(原文引自《历史名人祭黄陵》)当笔者请教此书作者：此“黄帝手植柏”有无证据?他说：“你看嘛，这么大的柏树，五千年了!不是黄帝手植是谁来?”笔者只好不再问了，如此等等，究竟是谁和“中华民族历史开玩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难怪一些人总怕中外人士生疑，像上列这些“研究者”的“宏论”，能让别人不生疑吗?“打铁还要本身硬”，没“凿凿有据”的证据，如何能使别人信服呢?要坚信：讲实话乃为取信之本也。
    总之，中部县的黄帝“桥陵”，自明太祖“奠祀修陵”，并给予官方承认以后，才传之于世。这就是结论。【责任编辑：格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