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的沉浮

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

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其动因，“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右派”能写进家谱吗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

每忆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从未如此提及，这个文件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谱牒的高度重视，是谱牒文化正式解冻的官方信号。”

不过，政治环境的宽松并未加快家谱复苏的步伐。国家性的谱牒研究机构迟迟未有起色：国家档案局心存余悸，难以牵头组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调查族谱，只是建议地方学术机构试办。

恰逢此时，两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对家谱的重视。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市长，要求查找始祖王子乔的资料。次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要求查证始祖来自南京还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收集资料。此工作引起了国家档案局的注意。经过他们建议，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牵头，中国谱牒研究会筹建成立，当代中国谱牒文化全面复苏。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家谱专家胡德向本刊记者回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民间修谱开始出现萌芽，当时有很多人找他咨询如何修家谱，“都还不敢张扬。”

1993年，有位老人找到他，拐弯抹角地讨教：家里有一个人是在1949年后被判刑的，还有两个于“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的，能写进家谱吗？如果写进去，有关部门会不会来家里“抓人”？其修好家谱后也不敢出版。

不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对民间修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修谱最先形成气候的江浙一带，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率先复苏的区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传统宗族制度很发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向本刊记者介绍，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都是“文革”后最早开始重修家谱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较正规的家谱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脉络和体例，很多新修家谱加入了女性记载。

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认为，“文革”后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陈建华告诉本刊记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李吉回忆。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当地有关部门临时为他复印了一部，还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坏的祖墓。

为此，包玉刚很受感动，先后捐资数千万元，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沿海一带省市对家谱的评价渐趋正面化。

“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常建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子、修公路、办学校，政府当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李吉说，“那时的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家族的荣耀

但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统内部文件，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是会担风险的。”李吉回忆。

1995年，四川一位农民非常热衷续修自家家谱的农民被公安机关以搞封建宗族活动为由逮捕。李吉拿出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致函公安机关，他才被放了出来。

李吉认为，“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编修家谱尤其是创修需要有经济基础。”陈建华说。

此外，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里出了名人”，“比如省长甚至镇长，为了光宗耀祖修家谱，那绝对是不差钱。”胡德说。

比如他曾参加江苏武进一个张姓家族的颁谱仪式。该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几位厂长、镇长，仪式上很多人来捧场。

正式的颁谱大会上，众人按照家族辈分，上台签字领谱。签字时要签署一份“公约”，明确规定要把家谱保管好，如发生遗失、虫咬或私自变卖，都有相应惩罚。

“是否举行颁谱仪式与该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和经济条件有关，”胡德说，比如仪式前要连唱三天戏，晚上还要在稻谷场上放电影，经济条件差些的也许只聚在一起吃顿饭。

修谱的生意

随着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修谱逐渐商业化，成了一门生意。

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谱坊创建于1980年。那时他父亲在创业浪潮中从纸浆生意做起，“做纸浆，要收废品，这过程中就不断收集到了许多老家谱。”成毓升向本刊记者展示着当初收来、如今已破烂不堪的旧家谱。

“人们听说你手里有收来的谱，就跑来借去看有没有与自己家相关的。可很多时候看不懂。我父亲是北师大毕业的，人们就来求助于他，他也乐意帮忙修谱。渐渐地口碑相传，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前来求助修谱的人无以为报，于是背来米、面，甚至烧酒。成毓升的父亲因此觉得这门手艺做下去，“家里的生计一定不成问题”。

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制”，为客户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们修谱虽然是生意，但是没有定价。”

在北京中关村，同样做家谱生意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创始人涂金灿的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

“最近几年家谱大热，业务根本做不过来。”热衷于修家谱的人多是离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万离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家族文化情怀。”他对本刊记者说。

“尤其是2000年以后，民间修谱大热。一个企业家不修谱，村里老人家都会给你找麻烦，挣了钱你为什么不修谱？”李吉说，仅在常州市300多个姓氏中的280个都修了家谱。

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对把家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内容，显示出越来越高的热情。

在仅0.3平方公里的无锡惠山古镇，政府投资25亿元，对118个祠堂和81个姓氏文化进行修复。

“以1993年为界，这之前上海图书馆每个月只能收到一两部家谱。”胡德总结说，“现在每月都能收到几十部。”

谱牒文化大热，民间修谱热情高涨，看似大好的形势，李吉却仍有所担忧，“谱牒是专门的学问，过去有谱师，现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知识储备参差不齐。”

而比续谱存伪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谱牒研究的断层。“学校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学生也不爱学。我们老一辈学历史出来的半路出家做谱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却无奈后继无人。”李吉感慨道。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实亡。“其实1992年我们已经不再展开实质性工作，民政机构每年要我们有20万元才允许活动，但我们没有资金。”李吉说，“研究会没有了，从事谱牒研究的老一辈也快死光了，刊物停办了。其他地方也不愿意弄这个，太麻烦。”（特约撰稿 王斯璇 记者 于晓伟 葛江涛）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