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最近展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调查，专家们来到四川芥县雍村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为我们展示了这些乡村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乡村寄宿制学校沦为诞生少年帮派的土壤

　　“同班同学型”编宿结果：失败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云乡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邓老师兼任生活教师，负责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学关系来统一编宿。邓老师认为，这种编宿有利于舍友间形成群体内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并防止宿舍内打架、盗窃等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被编于同一宿舍或相邻宿舍中的学生们确实能够因为同班同学关系而显著降低在学校内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够减少宿舍内群体间发生暴力冲突与财物丢失等事件。但邓老师将这种“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效果想象得过于完美。

　　后果

　　共同违纪，高年级欺压低年级

　　很快邓老师就发现：该编宿方式更容易发生团伙内部的共同违纪行为，例如他们可以长时间聊天、打牌、喝酒、翻围墙出校游泳或打游戏等等；也更容易发生团队之间的相互违纪行为，例如高年级学生强迫低年级学生给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冬天则将低年级学生的被子强行抢来自己盖，而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人甚至三人挤到一个床上彼此取暖睡觉等。

　　学校帮派林立

　　为了抵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低年级学生则施展各种“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所谓的“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个体化的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很快也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予以集体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固化了“小帮派”内部紧密型的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小帮派”逐渐突破宿舍和班级的组织边界而汇合为反高年级学生欺负的“巨型帮派”。

　　“局部混合型”编宿结果：失败

　　第二次邓老师采取了“局部混合型”编宿的方式，即，将八九年级那些爱违纪的学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级学生的宿舍内，越调皮的学生编到越低年级的宿舍中，削弱他们在宿舍内的共同语言，减少违纪行为的发生。

　　后果低年级模仿高年级抽烟喝酒

　　不久后邓老师发现高年级学生违纪行为确实有所减少，但低年级的学生却在这种保护中形成对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崇拜，高年级学生的所有日常行为都被他们有意识地模仿，如高年级学生晚上会偷偷抽烟、喝酒，而低年级的学生们也在榜样模仿中学会了此类恶习。

　　低年级成为高年级的“犯罪工具”

　　高年级学生更合法且便利地成为所在宿舍里的“国王”，低年级的学生们无疑成为高年级学生实施各种违纪行为的具体执行者。

　　不得不重回“同班同学型”编宿

　　在实施“局部混合型”编宿方式一学期以后，邓老师又坚决将宿舍编排回归到“同班同学型”的方式之中。

　　在回归“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之后，清晰化的宿舍年级布局和更加丰富的低年级宿舍经验使云乡学校内部同辈群体间有关欺负与抗争之间的厮杀更为激烈，“兄弟帮”就是在这种同辈群体间的相互斗争中组建和壮大起来的。

　　“兄弟帮”的发展之路

　　帮派成立的原因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男生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起因是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帮派规模逐步扩大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的同学模仿高年级的同学，建了一个“兄弟帮”。李元元介绍，现在“兄弟帮”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级同学所控制的“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欺负者”和“镇压者”。

　　他还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50多人，其他低年级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者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都经常在一起玩闹，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要是挨欺负，“兄弟帮”其他成员都是要帮忙的，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就算退帮了。

　　帮内成员“任务”

　　另一位九年级“兄弟帮”骨干成员杨柳说，帮里的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必须每天都要有帮员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老师。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的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非正式群体如春笋般不断创生

　　抵抗“兄弟帮”欺负的其他“兄弟帮”则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出现，于是便有了：师徒制、亲戚制和情侣制。

　　师徒制

　　“师徒制”是在学生内部所生发的一种群体关系，是一种基于学校官方所反对的“灰色经验”共享层面上的同辈关系。例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设计恶作剧经验等等都可以让两个甚至更多人成为“师徒关系”。他们之间以“师徒”相称，没有正式的仪式，一旦“徒弟”学会了“师傅”的某一门“技术”，这种“师徒”关系便宣告结束。

　　亲戚制

　　“亲戚制”是学生内部所生发的另外一种群体关系，通过彼此互认“姐弟”“兄妹”等亲戚关系来实现。在云乡学校内部，“亲戚制”似乎较为普遍，不仅在八九年级等高年级中广泛存在，在三四年级等低年级中也偶有所见。

　　情侣制

　　“情侣制”是学生们内部一种最容易被理解的群体关系。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因为全校高达75％的学生都属于留守少年或儿童，在这种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内部实施准军事化的严苛规训和管理，学生们隐匿性地从内部生发出一种情侣之“爱”去解构枯燥与乏味的无聊日子。

　　在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的“情侣”居然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发生早恋的。在云乡学校中，六年级的孩子居然可以毫不胆怯地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的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云乡学校德育老师刘倩说，学校历来坚决禁止早恋，处罚也是相当严格的，现在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生，甚至都不能实施稍微重一点的惩罚，因此，以前学校即便有早恋的，“情侣们”也都相当低调，但现在几乎都彻底公开了，甚至有时候大摇大摆地在操场手拉手，在教室里接吻，甚至有男生被发现留宿女生宿舍。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底层孩子在“拉帮结派”中感觉温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而是与以下三个方面直接相关。

　　来自上层权威的对抗

　　底层孩子在被规训和被监控的环境中，一方面被外出务工的父母反复要求必须听从老师和学校的话，另一方面因远离家庭教育，诸多不好的日常行为与习惯更多只能从老师和学校处获得标准化的规训与流水线式的禁止。因此，他们更多容易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抱团建立“非正式群体”的方式以抵抗来自成人世界自上而下的权威威慑。

　　来自同辈群体的对抗

　　只有通过同辈中非正式群体的建构才能消解来自成人世界的日常权威，同时也抵御那些应付检查般的“形式化”和“象征性”关爱，同辈群体中的帮派必须要有封闭性的边界，这样才能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帮派圈中通过与其他帮派的对抗感受到真正的意义感，感受到组织的相互关爱，进而达成身份认同。

　　来自其他个体的交互

　　“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相对于“兄弟帮”等帮派小组织而言，是一种较为柔性的非正式群体关系。“情侣制”为例，早恋和性行为在底层孩子们中愈来愈频繁发生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生理期提前。事实上，密集发生的早恋和性行为或许蕴含了更多底层孩子们用“同辈”之爱去对抗和弥补成人世界真正关爱体系缺失的社会性因素。

　　短评：乡村底层少年帮派化折射困境

　　在今天，随着乡村留守现象的普遍化与农村教育的弱势，一些孩子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外在的保护体系和归属感，比如所谓的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并从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之，这是一种实际的自保需求，更是一种潜在的心理依靠。

　　留守问题之所以得以产生，社会其实已经不缺乏共识，如城乡二元制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割裂，儿童随父母进城的渠道缺失等等。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应该加速推进。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改变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底层少年的成长尽量不受到乡村颓势的影响，靠政府的单方面介入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组织的加入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乡村底层少年的帮派化，其实也是乡村在传统秩序瓦解后而呈现出原子化社会特征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农村社会对于组织的需要。　　底层少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精气神”。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源自学者的田野调查其实也仅仅是为外界打开了一扇窗。乡村底层少年帮派化问题，不应该被孤立看待。解决农村的种种问题，需要呼唤起人们对底层的更多关注与帮扶。

　　文中所提市县以下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新华社 图片来源自网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本号文章已注明来源，版权属原作者所有。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敬请及时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