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被追回的7130元低保金时，黄艳的奶奶泪流满面。对于这个困难家庭而言，这是一笔救急、救命的“巨款”。

14岁的黄艳是贵州省大方县对江镇大山村人，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她和弟弟与奶奶相依为命，生活贫苦，但没有拿到过低保金。前不久，民生监督员在镇里存档的低保金发放备案表上，却看到姐弟俩的名字赫然在列，清查发现，原来低保金被村委会原副主任冒领多年。

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惠民政策力度，民生资金和项目越来越多。这些资金和项目，一头连着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其中许多是“保命钱”、救济款。

然而，类似黄艳姐弟的遭遇，民生资金被中途截留、跑冒滴漏、侵占骗取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党纪国法。有的群众说，“老虎”离得太远，“苍蝇”每天扑面。这就告诉我们，必须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如何让民生资金花在真正该花、应花的地方，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贵州正不遗余力地破解这道难题。

贵州需要输血：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扶贫攻坚任务很重。中央对贵州的支持力度日益加大，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贵州全省财政支出3500多亿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就达2100多亿元。

贵州不怕“亮丑”：一年多来，贵州已设立民生监督组1482个，至今发现问题15万多个，立案7514件，党纪政纪处分5944人，移送司法机关907人，涉案金额9.3亿元。

数字背后，是贵州一场声势凌厉的“拍蝇”行动，是数千只“苍蝇”纷纷落地。

蚕食民生资金四大常见类型

“一些基层单位和干部把民生项目、资金当成‘唐僧肉’，想方设法割一块、咬一口”

饭菜上桌，如果周遭环境不卫生，又无人看护，苍蝇往往会扑上来。

用这句话来形容民生项目、资金这块“大蛋糕”的遭遇，再合适不过。

今年5月，贵州省纪委通报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涵盖了城乡低保、社会救济、医疗保险、危房改造、粮种补贴、家电补贴等诸多民生资金和项目。

六盘水市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窝案：2005年至2015年，部分药品、医疗器械、耗材经销商以“回扣”方式，大肆向县、乡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行贿。目前，该案涉案139人，其中党员干部119人，涉案金额1796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全市69个乡镇卫生院院长落马，其中水城县33个院长全部涉案，另有14名前任院长涉案。

遵义市正安县乐俭乡套取扶贫资金窝案：不法商人以虚开发票套取项目补助资金、县乡领导干部以家属名义入股成立企业套取扶贫贴息贷款等，该案涉及20名党员干部，乐俭乡8名班子成员全部涉案，县扶贫办大部分班子成员涉案……

“通过近年来巡视发现和查处的问题来看，很多领域的民生项目和资金存在问题，特别是一些基层单位和干部把民生项目、资金当成‘唐僧肉’，想方设法割一块、咬一口，吃拿卡要、优亲厚友、贪污侵占等现象突出。”贵州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廖建宇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贵州全省财政支出3500多亿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就达2100多亿元。中央转移支付主要集中在扶贫开发、城乡医疗、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然而，与日渐增加的民生支出形成反差的是，老百姓的获得感并没有“水涨船高”。

“绝不能让蛀虫侵吞了党的民生福利，绝不能让群众身边的腐败败坏了党的形象！”贵州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宋璇涛说，“伴随中央和地方惠民政策资金投入力度的加大，违纪违法案件在该领域也呈易发多发态势。自去年3月设立民生监督组以来，贵州全省已党纪政纪处分5944人，移送司法机关907人。”

围绕庞大的民生资金、项目，“苍蝇”“蚊子”扑面，“鼠患”频频，违纪违法手段百出、花样翻新。贵州省纪委通过对大量民生领域违纪违法案件的分析，归纳出4种常见类型——

贪污受贿型：有的基层干部在项目建设中采用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集体资金予以贪污；有的直接贪污低保资金、侵占群众退耕还林补助及五保补助金等。

截留挪用型：有的采取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等手段，骗取涉农补助款；有的部门和单位截留专项资金，设立账外账等。

侵占资产型：有的借跑项目之名，“花集体的钱，办自己的事”；有的村收入不记账，隐匿集体收入，从中牟利等。

徇私舞弊型：有的在工程发包、招投标等环节敛财；有的在低保资金的发放上，搞亲情救助和贿赂性救助等。

“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特别是一些位低权重、‘小官巨腐’、‘苍蝇式’的腐败案件，对党和政府的伤害尤为严重，破坏了干群关系。”贵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朱江华说到激动处，重重拍案。

“许多案件没有‘技术含量’，有的甚至是明目张胆。为什么他们如此胆大妄为？”

面对疑问，我们的采访对象认识几乎一致：基层党委政府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缺位，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失位。

贵州省纪委在工作中发现，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普遍存在监督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纪检监察干部存在明哲保身不敢办案、思想认识不到位不想办案、自身素质不高不会办案等问题。据统计，2014年以前，贵州省40%的乡镇没查办过一起涉及金额5000元以上的案件。

如何让身边的“苍蝇”不再乱飞？

破“一个锅里吃饭”监督难题

“部分乡镇纪委一年到头不办案、难办案，被群众戏称为‘白板’纪委”

一首打油诗，牵出仨“蛀虫”。

“霸占公权拿公章，欺压百姓够猖狂，过去保长和甲长，不如我村三大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占彬、村委会主任张国统、村会计张占龙）。”这是去年4月26日，组建不到2个月的新州镇民生监督组在“案件线索大起底”行动中，发现的一首反映团仓村问题的打油诗。

“查！”黔东南州黄平县新州镇纪委书记王东是该镇民生监督组副组长，“民生监督组组建前，我们纪委人少、业务范围外的杂活多。现如今不再兼职其他工作，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既然发现了问题，挖地三尺也得找到线索。”

当天晚上，他和小李一人一把手电筒再次来到团仓村，让熟悉情况的村民带着悄悄走访。虽然还是没有找到举报人，却有意外“收获”——“我们领取低保金、危房改造款，还要给他们交‘感谢费’，低保交500元，危房改造交1500元。”“娃儿读书开贫困证明，他们要收‘盖章费’，不拿钱就不给盖……”

第二天晚上，王东再访团仓村，终于见到了举报人吴生安老人（化名），“大家都怕了。”王东等人入村调查之后，6个不明身份的人抄着杀猪刀和铁棍，追砍揭发检举的村民。老人把“三张”这些年的事情和盘托出，一直讲到深夜。

次日上午，专案组进驻团仓村。很快，张占彬、张国统、张占龙3人向该村69户危房改造户索要8.25万元的事实被查清。最终3人均被开除党籍，并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栽在了贵州省委推进的“民生监督”上。

“以前我们就是万金油，哪儿需要就抹到哪儿。党建、宣传、群团，甚至是包村的工作，我都做过。”黔东南州麻江县贤昌镇纪委书记张庆平回忆起自己此前的工作，颇多无奈。因为兼职其他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而成了副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遵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麻绍敏介绍，以前仅遵义市纪委监察局，参与议事协调机构的事项就多达128项，而其中与主业有关的却不足20项。“县、乡纪检监督部门更为突出，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兼任指挥长就是兼任小组长，部分乡镇纪委一年到头不办案、难办案，纪检监察作用失去应有功效，被群众戏称为‘白板’纪委。”

除了不能、不会办案，还有不敢、不愿。黔东南州监察局长李明德在某县做纪委书记时，曾顶住压力查办一名伙同单位会计、出纳套取民生补助资金的民政局长，结果上级民政部门领导火冒三丈：“你们这么查我们系统，下次再想要项目、资金，没门！”

在毕节市黔西县林泉镇纪委的履职记录上，2014年之前，没有查办过一起违纪金额超过5000元的案件。究其原因，乡镇纪检监察机构的工资、福利待遇、办公经费等都由乡镇负责解决，所在乡镇对纪检监察工作具有很大的掌控权和话语权，纪检监察干部难以大胆实施监督。

为破解“一个锅里吃饭不敢、不愿监督”的难题，贵州省于2013年在毕节试点，整合县区纪工委和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的人力资源，组建民生监督组。

按照“以市统领、县区管理、乡镇设置”的权力监督框架体系，以乡镇为单元设立民生项目监督组，监督组明确为县（区）纪委监察局管理的正科级常设机构。

“监督组明确与乡镇党委、政府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的编制、人事、后勤独立出来，收归县区纪委直接管理，乡镇纪委书记作为监督组副组长，有权对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进行巡查。发现问题，首先要向监督组组长和上级纪委报告。这样，乡镇纪检监察组织执行职权更为独立，破解了‘同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宋璇涛说。

而由县纪委监察局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的书记兼任监督组组长，县区纪委可以通过监督组直接了解基层情况，监督信息上传下达更为通畅，“上级监督太远”的难题也得到解决。

监督组对民生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零容忍”，仅在毕节试点运行的最初半年时间，便立案137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4人，涉案金额2600余万元。“乡镇一级发生的违纪案件92.8%都是监督组独立查办的，初步解决了乡镇纪委过去不能办案、不敢办案的问题。”毕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蒋兴勇说。

在试点基础上，去年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在全省乡镇设立民生项目监督组。今年省两办再次发文，明确2015年至2017年在全省民生领域开展整治铸廉行动。

一年多来，贵州已设立1482个民生监督组，覆盖所有乡镇、街道，至今共发现问题15万多个，立案7514件，涉案金额9.3亿元。

“通过民生监督，实现了乡镇纪检监察管理体制从双重管理向垂直管理为主转变、监督方式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为主转变。”贵州省纪委常委陈麟介绍，自民生监督组成立以来，民生领域立案数占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总数的比例超过70%。

专项监察挖个底朝天

“原来全面出击，不少人有侥幸心理，认为‘天上掉下的那块砖不一定就砸到自己头上’”

7月24日中午，扒过两口饭，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龙河镇纪委副书记郭任带着一沓原始单据下村了。天气溽热，步行十几分钟汗水已洇湿了衬衫。他是要到几户之前在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专项监察中没有详细录入信息的农户家回访。

敲开林场村付英芬家的大门，郭任直奔主题，“什么时间买的什么家电，品牌是什么，发票在不在？”在认真核对产品实物和发票信息后，郭任在台账上将信息一一登记，并让付英芬签上名字、按上手印。

今年4月至7月，六盘水对全市30.6万台享受“下乡补贴”的家电展开“地毯式”排查，发现问题家电7.5万多台，涉及资金2300多万元，目前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3件33人。

像这样“家家核实、人人见面”的工作方式，是专项监察的特色。而专项监察，是贵州开展民生监督工作的一把利剑。用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纪检监察七室主任刘立一的话说，专项监察是在职能部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对群众反映问题集中、局部发现问题较多的系统和领域，逐个梳理，“集中力量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来，务求挖深、吃透，一步一个脚印。”

民生监督组在全省铺开虽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却也在摸索实施中经历了“三部曲”。

刘立一表示，监督组成立初期，只是被动受理投诉举报，“农村老百姓文化素质偏低，外出务工人员多，加之信息严重不对称，即便是自己的利益被侵占了也不知道。而且群众的投诉举报大多集中在政策咨询和日常生活琐事，有价值的问题线索并不多。”

形势倒逼民生监督组主动入户走访。如黔东南州开展的“七必访”，全面走访辖区内容易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的小姓户、贫困户、产业户、返乡户、民生项目资金受益户和教师、离职老党员老干部七类人群。截至目前，黔东南共出动民生监督人员2.5万多人次，走访群众近13万人，发现问题线索2147件，占问题线索总数的71.6%。

专项监察则是主动入户走访的升级版。“民生项目资金量多、面广，监督组的同志并不能完全掌握各领域情况，而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也仅局限在自己所知范围之内。”黔东南州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文强说，民生资金落实到每个个体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撒胡椒面”的状况，“开展专项监察，就是将这一粒粒‘胡椒面’再捡起来。”

按照贵州省纪委监察厅要求，全省各市州就民生政策落实情况，每年突出1到2项民生项目资金开展专项监察，着力发现问题、查处案件。并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重点民生项目资金专项监察全覆盖。

今年6月，遵义市抽派105人组成14个交叉检查组，对家电下乡、中职高中国家助学金、城乡低保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4个项目开展交叉检查，发现问题线索2981个，目前按照属地管理和归口办理原则责成县区纪委监察局办理或督办。

黔西县花溪乡纪委书记罗鹏说，如果没有民生监督组，单凭乡镇纪检力量很难做到专项监察“全面撒网、无一漏网”，“现在我所在的监督组联系5个乡镇，可以调动20多人参与查案，民生监督的制度优势在专项监察中得到体现。”

“各民生监督组发现的问题线索、查处的违纪案件中，有2/3来自于专项监察。”贵州省监察厅副厅长申楚说，专项监察还起到了意料之外的震慑作用，“原来全面出击，不少人有侥幸心理，认为‘天上掉下的那块砖不一定就砸到自己头上’。现在专项监察把某一系统领域挖了个底朝天，对其他领域的人不啻为一种警示，往往还没动手去查，不少‘蛀虫’就主动上门交代问题了。”

以纪督政以纪促政

“着力解决落实‘两个责任’层层递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

提起郎德镇林业站的案子，雷山县第一纪工委书记、财政局纪检组长唐家英仍然记得每个细节。正是这起案件，让唐家英感到了作为民生监督员、纪检监察干部的自豪，“它促进了全县林业系统的作风转变。”

郎德镇林业站站长余某2008年开始，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造假册等方式，侵占农户退耕还林补贴49万元。“林业局仅人员管理制度就有12项，但余某如此简单的作案手段为何长期没被发现？”唐家英认为主体责任缺失是重要原因。

结案后，县林业局局长李炳时被约谈。“以前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就是纪委的事，对下属站所监管不到位。”李炳时认为，林业站管理混乱，缺的不是制度，而是监督执行，目前他们在查漏补缺、细化管理的同时，加强了规章制度的落实，“同样是12项制度，但现在要真正从墙上走下来。”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纪督政、以纪促政，不能以纪代政。”宋璇涛说，现在纪检监察机关在纪律审查时，要做好下半篇文章，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则围绕职能部门的监督工作实行再监督，围绕职能部门的检查进行再检查，全省各民生监督组明确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机制，倒逼基层党委、职能部门把主体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贵州将民生监督组作为从严治党延伸落实到基层的具体抓手，着力解决了落实‘两个责任’层层递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

登陆凯里市阳光水利网站，可查看凯里市近两年所有在建和竣工的小水利工程的相关情况。

黔东南州组织全州民生监督组查处该州水利系统5县23人窝案串案。根据民生监督组建议，州水利局党组建立了《200万元以下水利工程监管制度》和“6+1”电子监管平台。

“原来出现的问题是一些小水窖、小山塘等小型水利工程资金下拨后，他交给你一套资料说完工了，建得合不合格、甚至有没有搞建设，并没有人去实地查看。这个‘6+1’平台就是要求及时上传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后各两张照片，另外再标注它的GPS坐标，通过网络就能对工程建设情况实施实时监管。”黔东南州纪委常委、秘书长吴建良说。

“一案双查”，是推进“两个责任”落实的利器。

“我平时疏于监督管理，没有按照分工履行好‘一岗双责’，致使分管领域的多名干部发生严重违纪问题，扶贫项目也未实施好，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24日，正安县副县长何祖华提及被问责一事，仍很是自责。

2014年12月，正安县有关部门对乐俭乡方竹林新造改造扶贫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项目实施人、县林业局种苗站站长郑维勇涉嫌套取国家扶贫资金，便立即向县纪委汇报。县纪委抽调了5个民生监督组人员成立专案组核查。历经4个月的调查取证，一起涉及20名党员干部抱团骗取扶贫项目资金265万元的窝案得以告破。

“何祖华作为分管副县长，对分管领域的多名党员干部发生严重违纪问题，负有领导责任。”麻绍敏表示。今年5月，遵义市纪委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何祖华党内警告处分。

眼下，贵州民生监督工作得到群众认可，也引起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不过，一些人也有疑虑：“民生领域的腐败现象各地都有，贵州查办那么多案件，会不会让人觉得贵州问题严重？”

对此，贵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我们不把民生项目资金用好，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贵州困难群众。我们不怕亮“丑”，更敢于向“丑”亮剑，通过民生案件的查处，形成震慑和警示作用，并以此督促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落实“两个责任”，真正让民生在“阳光”下运行，让贪腐者不敢下手、无处下手，确保惠民项目、资金不打折扣地落实在群众身上。【责任编辑：格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