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机缘，我放弃了在上海《美化生活》杂志社的职位，走上了从商之路。刚开始做外贸，后因为政策要求，又办起了工厂。由于当时情事所迫，工厂开得很急，我们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其间，先后遇见过三位村官，他们的处世风格，颇为悬殊，以至于时隔多年，我都会时常想起。

借酒装疯失人意

起初，我由嘉定亲友牵线，准备把工厂设在嘉定。

村书记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起初，他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带着我们查看厂房。厂房不错，宽宽敞敞、高高大大，虽略显陈旧，但稍加修饰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由于地处偏僻，人流稀少，我担心存在招工困难。我们打算再考虑一下，书记却开始主动起来，不由分说，用他的车把我们拉出上海进入江苏，熟练地拐进一家酒店。午餐桌上都是好菜好酒，十分丰盛。书记说，招工由他负责，保证开工前满员。他知道我们开的是毛巾厂，又说嘉定原来就有纺织厂，织布工人很快就能适应。我有点动心了。于是，开始谈判租金问题。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却又是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已经定下年租金的最高限额，可是，他报出的价格却高出我们预算达百分之五十。我把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然而，他坚守地盘，一分不让。

我不会烟酒，亲友偷偷告诉我，在外办事，酒到情到，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席间他频频举杯拼酒。不久，书记退让了百分之十，亲友以为有了功效，举杯更频，喝酒更多。然而，书记却寸步不让了。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我早已坚定说出真实想法，书记依然不为所动。我开始动摇，打算放弃，书记也跟着表示准备放弃。亲友开始半醉，书记也跟着开始半醉，还手舞足蹈、胡言乱语。酒席未散，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定，准备放弃。这样的人，我担心难以长期合作。

我出门洗手，准备告辞。不料亲友随即追到，对着便池呕吐，之后说：这是底价了。我知道书记既不诚心，也没醉酒，只是装疯卖傻。行了礼节后，我们离开嘉定。

之后一天，正在看厂房，亲友电话来了，书记答应了我们的价格。我说我们已经放弃，而且，不单单是价格问题。

轻描淡写卸责任

我们把目光转回浦东，在川杨河畔发现一个不错的地块。这座工房虽比嘉定那个狭小得多，但勉强可以开张。更主要的是，这里曾是毛巾之乡，有不少毛巾厂的熟练工。买来设备还在安装调试，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工人找上门来报名。工厂地势幽静，门前宽阔清澈的川杨河缓缓流过，平添一份田园风光。既能正常生产，又能饱览自然景色，何乐而不为！

我心里唯一不踏实的是，这里的这位书记死气沉沉的。特别是，把厂开在这里，有一个后遗症：工厂刚刚造好，采用的是民用电源。书记答应签下合同后，马上申请工业用电。谁知，一切都是托词。直到我们把设备全部搬来，安装完毕，他都没付诸行动。更有甚者，竟然轻描淡写地说：就用民电吧，出了事，我负责。

我不想冒险也不想犯法，当即停下一切工作，宁可等到问题解决。他最终让我们失望了。拖延了一个月，竟传过话来，说我们还没请他吃饭喝酒。

骑虎难下，我得赶快将设备搬走，免得夜长梦多徒生是非。机器尚未启动，人就等着要吃饭，长此以往，得搭上多少额外的精力？尽管我们已经投下了不少费用，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再次选择放弃。

与众不同办实事

有时，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那天傍晚，天灰蒙蒙的，我们驾车从浦东回浦西，一路上无精打采的，愁着后面的事怎么处理。走着走着，临时起兴，拐了弯，偏离了每天必走的道路，上了一条生路。不料，居然在路过合庆时，偶然发现路边一座不大不小、干干净净、像模像样，而且正闲着的厂房。门口大铁门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招牌，上书两字：招租。

次日，我们依照约定与当地书记见了面。这位书记思路清楚，态度果决：厂房正待出租，价格一分不让。我们反复权衡：这里出路良好、厂房不错、供电正常，而且仍然处于毛巾之乡范畴。虽然价格明显高于别处，但还勉强属于我们的接受范围。谈清各项条款后，就匆匆签了合同。随即，我们搬来设备，很快就把机器开得震耳欲聋，把毛巾织得铺天盖地。虽然干的是薄利行当，但还是慢慢赚回了川杨河畔的损失。

安定下来，我们发现眼前的书记与前两位不一样。那时，你开店办厂，确有一些人会产生“猫腻”之心，总希望额外得到一点什么。但这位书记与众不同，他只要求按合同付款，别无他求。他还在村委会上反复讲，人家来投资，就等于是为我们送钱来的；我们要做的是“服务”，而不是其他什么。

书记对村民的要求，事后都落到了实处，产生了实效。厂里的管理人员常常会遵循其他工厂的经验，给守在厂门口的村民送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起初，村民们都高高兴兴地拿回去了。可是渐渐地，他们都谢绝了，还说，书记关照过了：不可以拿。

我们是较早进入这个村的，如今进来的企业已有三十来家。而且，随后进来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好。一个书记，把一个村庄搞得红红火火。而且，他每逢岁末年初，都会从村里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回馈企业。春节来临时，更会请老板们欢聚一堂。席间，他开怀大笑，大声说话，大杯喝茶，但从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装疯卖傻。

令我感慨的是，从我们进入的第一天起，直到我们后来离开，以至于现在偶尔相会，他都以“邵老师”称呼我，表现出了对我这样一个曾经做过教育和编辑工作的人的尊重，更表现出了对知识的尊重。

一个村官，还真就决定了一个村庄的命运。
来源：中国青年网
责编：江格全